不过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都面露难色，说时间这麽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调查团急了，我们大老远过来，就为了看一眼，无论如何还请协助。

八月初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紧接着，他们眼前一黑。

黄册十年一造。洪武十四年恰好是第一批黄册攒造的时间，从那时候算起，到万历四年，一共造了十九批，积攒起来的黄册数量，可谓浩如烟海。

别的不说，单是徽州府相关的黄册就装满了足足二十个架子。光是搬运工人，就得临时雇用一百五十人。而调查团能查卷册的呢？一共就歙县县丞、婺源县县丞、休宁县学训导三个人，外加一个编外的帅嘉谟。这四个人埋头去查，估计查完得八月底了。

关键他们还不能亲自入库去查。黄册库的规矩，外人不得入库，以防有篡改涂抹的情形。想查怎麽办呢？得由黄册库的官吏找到相关档案，先抄一遍，再把抄件发给他们。这麽做很安全，很负责，就是效率极其低下。

可是，又能怎麽办呢？等呗！调查团的几个倒霉蛋一撸袖子，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

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徽州府又出事了。

八月十四日，歙县一个叫许一纯的生员，突然上书徽州府，提出了一个新理论：“黄册的记录，并没那麽可靠！因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实在太容易了。而《大明会典》是朝廷修的，更具有权威性。如果黄册跟《大明会典》矛盾，应该以后者为準。”

这一下子，五县舆论哗然。在他们看来，这个主张实在荒唐。黄册是国初朝廷派员监修，当地人怎麽可能篡改？而《大明会典》是政府法规手册，二手资料怎麽跟原始资料比可信度？

不用问，这是歙县知道黄册查询结果对自己不利，开始造势了！

五县毫不含糊，立刻具文反击，两边的话越说越难听。你骂我“罔上规避，侮文蔑法乱政”，我骂你“五县奸刁，妄行捏奏”，甚至还有好多百姓跑到官府门口，哭着要求“恳天作主，剿虎安民”。瞧瞧这用词，剿虎，这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土匪给剿了。

结果正如宋仪望所担心的那样，闹事者关了一批，又来一批，抓都抓不完。在他们的煽动下，诸县立刻又沸腾起来，局势又一次大乱。

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处安抚，一面催促南京那边尽快拿出一个结果才好。

这一等，就等到了九月中旬。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

随之而来的，还有帅嘉谟的一份报告。

在报告里，帅嘉谟说，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缺损甚多，尤其是最关键的“乙巳改科”以及当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记录，完全丢失。

没了？

没了！

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傻眼了。

六县人民都望眼欲穿，指望着黄册来主持公道呢。之前你说得那麽热闹，现在你告诉我，档案丢失，死无对证，那怎麽办？

帅嘉谟对此早有準备，不慌不忙地在报告后半段写道：从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册，前后差了十六年，很有可能五县改窜黄册、府志在先，造册在后，不足为信。然后抛出一句话：

“切思《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黄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岂奸反指府志黄册为成法，而妄奏藐《大明会典》、部劄为私书。”

意思是说：朝廷存的黄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相信《大明会典》的权威性。

得，事情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全白忙活了。

说实话，帅嘉谟这个主张，实在强词夺理。资料彙编怎麽可能比原始记录还可靠？无非是《大明会典》对歙县有利，所以他才死死咬住这一点。

消息传回徽州，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又泼上了一勺油。徽州府各县民衆几乎气炸了，放弃了讲道理，直接改成人身攻击。再后来干脆开骂，污言秽语，什麽都泼上来了。六县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

第三章

稀泥与暴乱

徽州府的这个乱象越闹越大，户部终于看不下去，迅速下发了一道公文。

在这份公文开头，户部自己承认：“本部若径依歙县之奏，则五县不从；若径依五县之奏，则歙县不从，告讦日增，终非事体。”

你们天天这麽骂，也不是个办法。既然黄册已经没有了，那麽怎麽解决呢？户部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由户部和应天巡、按提供一个徽州府的部额和府额（即每年解送户部和解送应天的税额），然后请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加上存留本折麦米、官府办公费以及各项额外钱粮，总算总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绢算进去，而数字均平的话，说明丝绢税是歙县分内的；如果数字不均平，说明丝绢是额外多出来的，就不该歙县独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