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从道理这个层面，胜负的天平开始倾向五县。吴琯的犀利攻势，几乎击溃了歙县的每一个论点，让姚学闵不得不采取守势，不再正面搏杀，改打感情牌。

不过事情总算有那麽一点进展。在申文结尾，姚学闵也同意，应该尽快调查黄册，找到原始记录。

这份申文，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没办法，发出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了，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有什麽事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

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大年。一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的二月，祁门、绩溪、休宁、黟县才相继回複。他们的态度很鲜明，支持婺源县的意见，催促尽快开查黄册。

与此同时，五县又扔出一条更具爆炸力的证据。

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合编了一部《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这篇呈词很枯燥，但是相当有杀伤力。里面是每一县从乙巳改科后缴纳的赋税定额与增减之变，极为详尽。

原文既长又烦琐，我姑且贴出其中休宁一县的赋税报表，让大家看看效果。

原额夏税麦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二勺，秋粮米一万八百四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六勺。改科多麦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该银二百一十四两八钱五分一厘三毫。加米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斗八升八合，该银五千七百四十七两九钱七分一厘七毫。麦米共银六千六十二两八钱二分三厘。该县国初钱粮当歙三分之二，今照数平抵外，比歙多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七钱三分五厘，歙将何者相抵。

细致到了这地步，可见古人在数据方面一点也不含糊。

注意看最后一句“歙将何者相抵”，每一县的报表结尾，都会加一句“歙将何者相抵”，意思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你们歙县哪个税目相抵了？

每张报表重複一遍，一共重複了五次，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质问。

是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歙县大事不妙。歙县也觉得这个实在难以回应，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的，未必準确，还得看朝廷黄册才能定夺！

于是，双方经过将近半年的大辩论，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黄册上。

万历四年四月，歙县和其他五县几乎同时上书，正式要求调取洪武十四年黄册。头大如斗的徽州府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申请调阅。

黄册是朝廷的重要档案，历代的档案存放在南京的后湖——玄武湖——库房。这些都是朝廷机密文件，不能随便调取。想查询，必须得到南京户部批準。

其实在这之前，歙县早已经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暗地想抢个先手。不料户部直接把去的人踢了回来，理由是“越申”。因为黄册库是户部下属机构，不是什麽小州县都能随便来查询的。要查，得徽州府提申请。

休宁县、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申请查询，被黄册库以同样的理由踢回。虽然三县都未得逞，但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斗争有多麽激烈。

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南京户部终于批準。徽州府赶紧组织了一支调查团，由歙县县丞、婺源县县丞、休宁县学训导组成，準备开赴南京查阅。

应天巡按宋仪望是个老江湖，他有点担心就算查了黄册，恐怕徽州人还是会纠缠不清。无论查询结果对哪边有利，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宋仪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江西余干人，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审阅黄册的队伍。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骚乱，宋仪望还指示徽州府，把诸县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除了几位知县唇枪舌剑之外，民间议论纷纷，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很大，要麽为本县摇旗助威，要麽频繁越级上书、上访、上告，还随时会向老百姓通报最新进度。百姓闻胜则喜，闻败则怨，民间全靠他们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声势。

在宋仪望看来，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嘴巴忽悠起来的。眼看查阅黄册在即，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先关一阵再说。

于是连同帅嘉谟在内，还有五县的黄棠、程文昌、汪福髙、吴敏仕、胡国用等影响力最大的几个老百姓，被尽数控制起来。不过帅嘉谟很快被释放了，因为他作为首倡之人，必须赶赴南京。

消弭了这个变数之后，徽州府调查团于万历四年七月十三日动身，于七月二十三日晚抵达南京。二十六日，调查团向南京户部投文，次日得到召见。户部尚书殷正茂勉励了他们一番，说：“二百年黄册，岂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然后派了负责后湖管册的一个姓王的户科给事中、一个许主事予以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