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流程，解户要準备一份标準尺寸的空白文簿——连这个都要自己出钱——带去衙门。吏房会先与户籍比对，验明身份，在空白文簿上写下解户名字，证明到役；然后户房会根据事先的计划，在文簿上填好解户负责的解额以及运送地点，盖上官印。

这份文簿，即解户在解粮过程中的通行证、介绍信和回执。

彭县吏房与户房负责填写文簿的，不用说，又是陶成与陈佐两个人。如此好的勒索良机，他们两个是绝不肯放过的，遂公然向六十二个解户索贿。

解户们对此痛恨不已，却根本无计可施。因为陶成和陈佐身在两房，职秉亲书，想要整人，光是明面上的手段，就能把你玩得欲仙欲死。

比如说，你拒绝贿赂，陶成会查看你的家産，把你家快病死的老黄牛算作成年畜力一头，把你家两个半大小子算成丁壮两口。天哪，这麽富裕的一家，必须多承担点责任才行。他大笔一画，把原来你负责解送的五十石涨到了一百石。

这还不算完。你带着文簿到了陈佐那里，陈佐在上头写了四个地名，让你去提粮食运入县库。你一看，好嘛，三界、庆兴、磁峰和龙门山，这四个乡分别位于彭州东边、北边、西边和西南，差不多可以围彭州跑一圈。而且其中三处都位于山区，推起小车运起粮食，感觉极度酸爽。

你就算上告，也只能去主簿王仲杰那儿告。他会支持谁不言而喻。你如果连主簿都不服，还想上告知县，那更得想清楚了——嘉靖二十九年，彭县知县和县丞职位一直空缺未补，由主簿代理县政……

好在陶、陈二人不算太贪心，每一个解户只索贿七成色银八分。六十二个解户，一共凑了四两九钱六分，交两人平分。

两人收完贿赂，便开始给这六十二个解户安排运输计划。由于大家都出了银子，陶、陈也不必特别偏袒谁，尽量公平地进行调配。说来讽刺，这本该是小吏分内之事，却要在集体行贿之后才能实现。陶、陈两人不用多做任何事，只是尽责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就能凭空造出一片寻租空间来。

计划分配完毕，六十二个解户领取文簿，各自散去忙活不提。

在杜山负责的区域，有一个叫方晓的农户，需要缴纳二斗七升粮食。他嫌有点多，便求到了王廷用那儿去。王廷用虽然只是一个小皂隶，可他跟陶、陈二人关系不错，深谙寻租之妙。王廷用先从方晓那里收取三升粮食，落进自己口袋，然后带着一斗七升粮食去上纳，强迫杜山按二斗七升足额收取，还顺手讹了对方五分银子。

杜山为此十分愤恨，要知道，解额如果不足，是要解户自家往里填。王廷用这麽一截一收，等于自己要平白多负担两斗大米。若是陶、陈二人也就算了，你一个皂隶怎麽也敢凑过来讹诈？

可他只是一介平头百姓，皂隶也是没法惹的。不提别的，王廷用若是说动刘本敖，拿着空白牌票到家里来不走，几天吃喝用度就足以让杜山破産。

皂隶已经算是衙门生态链的最底层，权力小到可怜，可即便如此，仍能从两头榨取些许好处。

来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大部分解户都完成了自己的运输任务，放心归家。可是杜山只完成了二十二石五斗，还差二石五斗；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四户，完成了三百九十石二斗三升，还欠三十八石三斗七升。

这五个解户，一共拖欠了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

如果是别的时候，这点差额含糊一下就过去了。可不巧的是，从去年——嘉靖二十八年——开始，每年年底，朝廷要求各地官府要把一年出纳钱谷修成会计录，分列岁征、岁收、岁支、岁储四柱，以杜绝积弊。

更不巧的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贵州铜仁和云南沅江陆续爆发了规模不小的叛乱，朝廷调集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大军会剿。这一应军费开支，都得仰仗四川布政司承担，其中成都府更是力扛大头。

成都府为了应付审计和军费，恨不得把仓廪里最后一点粮食都刮走，对于辖下诸县的税赋数字极度敏感。彭县的粮食一少，成都府立刻就有了反应。

最先觉察出问题的是一位姓鄢的巡按御史。他本来想责成彭县自查，又怕上下串通，于是调来了垫江县的胡知县，以第三方的身份去核查钱粮。

胡知县抵达彭县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六月。署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派了本衙户房的一个人配合工作，这人正是陈佐。

此事调查难度不大，很快胡知县便查明，短少的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是彭县佥派的解户解粮不足额之故。胡知县认定是那些解户监守自盗、暗中侵吞了这部分粮食，决定判他们一个侵欺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