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嘉靖年间，对胥吏来说正是个好时候。在这之前，胥吏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可到了嘉靖年间，突然掀起了一阵扩编热潮，胥吏人数陡增。有人曾抱怨说：“衙门吏胥，原有定额。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可见其盛况。

陶成和陈佐的入职，即得益于这个大背景。

这两个人为了能放心舞弊，不约而同地拜了县衙里的屠主簿当靠山，就此相熟。吏房和户房本来联系就比较紧密，两个人很快勾结到了一起，沆瀣一气，其所作所为，用后来官府判决的话说就是：“各结揽写法，讨钱使用。”

怎麽个讨钱使用呢？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八月，彭县决定佥派一批老百姓来三班服役，指派吏房和户房执行。陶、陈两人一听，哈哈，钱来也。

这里要先说明一下，大明的县衙体制很有意思，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官、吏、役。

彭县的知县、县丞和屠主簿这样的人，在朝廷吏部挂着号，算是官员编制；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官，无品级，算是吏员编制；至于像陶成、陈佐这样的书、算手，连编制都没有，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当然，胥吏往往世代相继，比合同工可稳定多了——无论如何，他们仍旧属于“吏”这一层级。

再往下，到了具体的执行团队，则只能称为“役”。

这个“役”，指的是徭役，更準确点说，是力役。说白了，就是给政府出力气白干活。一县的日常杂事，比如马夫、门子、库夫、禁子、防夫、纤夫、伞夫、吹手之类，都属于役。这些役职并没有常设员工，都是从当地老百姓里挑选出来的，维持机构运转。很多公共事务，比如修缮营造、解粮征粮之类，官府也会佥派老百姓来应役。

甚至连负有治安职能的三班，都不是专职。比如皂班，主要负责迎来送往、站堂呵道。青天大老爷在公堂上一拍惊堂木，他们拿着水火棍喊“威武”；青天大老爷出巡，他们负责在前头举着“肃静”“回避”大牌子的仪仗。看着威风体面，其实这些皂隶也属于“力役”，可能今天站完堂，明天把皂服一脱就回家种地去了。为啥叫他们衙役而不是叫衙吏，原因即在于此。

在一个衙门里，几个“官”在金字塔尖负责决策，几十个“吏”在金字塔中间负责调度规划，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役”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

事实上，县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靠这种佥派百姓来完成的。原因很简单，便宜啊。来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资的，还得自负伙食。徭役之害，大半来源于此。正如李乐批判的那样：“居官者利其白役无工食，宴然差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为可痛惜，一大害也。”

当然，朝廷也深知这事对百姓负担重，虽然不能免除，但多少会做到公平一点。在具体的佥派规则上，要充分考虑百姓家庭情况，依次轮值，人口钱粮少的，去服一些相对轻松的徭役；人口钱粮多的，去服一些比较重的徭役，以示均平。

可惜，这只是理论上的设计，实践中有的是办法可以突破。

咱们回到嘉靖二十五年这一次佥派。

彭县三班这一轮的役期已满，很多衙役要返回家里，必须佥派一些新人来填补。这个动作，涉及户房和吏房两个部门：户房负责查询户籍轮值表，确定应役人选；吏房负责登记造册。这份工作，便交由陶成和陈佐两人来完成。

他们俩接到任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合适的索贿人选。

可巧在佥派名单里，有一个叫刘选的平民。他被安排的役职是快手。这个快手，可不是做主播，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快手的日常工作有两大块：一是递送官府公文，二是缉捕治安。常年要奔走于十里八乡，很是辛苦。

刘选不大乐意去做快手，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过，他只好找到陶成、陈佐二人，商量看有没有啥法子。陶、陈二人居中协调，很快就拿出一个办法。

他们找到一个叫刘本敖的閑汉，刘选每个月出三斗米、三钱白银，让刘本敖替他应这个差事。反正审核的人是陈佐和陶成，只消在刘选户籍上勾一个应役，然后在三班名簿上补一个刘本敖，人数不缺就行了，没人会认真核对名单。

这个操作，在贪腐业内有个专业术语，叫作“买閑”。

刘选花了钱，但免得辛苦，自然心满意足。刘本敖也很高兴。快手虽然是个卑贱的职位，可若有本事，也能赚钱。刘本敖这种人，常年混迹衙门，熟悉各种门道。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