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峰：《明初每里甲的数量与轮役方式》

栾成显：《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明代黄册研究》

饶伟新：《明代军竈籍考论》

胡铁球等：《婺州鱼鳞图册的遗存与研究》

侯鹏：《明清浙江赋役里甲制度研究》

黄忠鑫：《在政区和社区之间》

赵金敏：《馆藏明代户帖、清册供单和黄册残稿》《明代黄册的发现与考略》

赵小强：《后湖黄册库藏册编号未用千文架阁法原因探析》

赵践：《记明代赋役档案——黄册的最后遭遇》

宋菲：《论明代后湖黄册库的档案保护与提供利用》《明代黄册库设置状况及管理制度研究》王毓铨：《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

张志斌：《明初赋役制度新探关士户帖均工夫和黄册》

秦新林：《明初鱼鳞图册再探讨》

孔繁敏：《明代赋役供单与黄册残件辑考》

贾振民：《鱼鳞图册与赋役黄册》

李源：《赵官与后湖黄册库》

第六卷

胥吏的盛宴

彭县小吏舞弊案

大明嘉靖年间，成都府下辖的彭县发生了一桩普通的官场弊案。

说它普通，是因为这案子的规模很小，案情简单，罪行寻常，讲起来实在是乏善可陈。可正因为它太过平常，在大明一千多个州县里颇具普遍意义。于是这一桩普通小县的普通小案，俨然成了一个繁盛王朝的青之末。

彭县紧邻成都府的北边，相距四十多里，乃是川西重镇。有诗人写过一首《彭州歌》：“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评价殊高。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一个叫陶成的当地人走进彭县县衙，高高兴兴领了吏帖，成为吏房的一位书手。

先简单介绍一下大明县衙的构成。

明代县衙里，最大的自然是知县，叫作主官。他有两个副手，一个是县丞，一个是主簿，这两位叫作佐贰官。他们仨都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县里的行政长官。在这三人之下，还有一位典史，叫作首领官，但没有品级，不入流。

再往下，衙门里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壮班、快班，负责仪仗、治安、缉捕之类，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而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分为礼、吏、户、工、兵、刑六个部门，各有主管业务。除此之外，还有承发房和架阁库等办公机构。

在这些机构里办事的人，统称为吏，也叫“胥吏”或“吏胥”。“胥”这个字，本意是有才干之人，十有二人，后来引申为基层公务员。

陶成加入的，是分管人事的吏房。他应该受过教育，会识文断字，在吏房里担任书手——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各类公文档案的书写、抄录。

听起来好像是个琐碎活，可里面的门道实在不少。古代没有複印机和照相机，公文全靠书手一笔一画写就。他大笔一挥，偷偷篡改几个字，往往能决定一人乃至一户的命运。

举个例子。崇祯时广州府有一个粮道吏职出现空缺，一个叫刘俸的吏员垂涎已久，但是资历差一点。他遂买通了吏房书手，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报材料，把最关键的一个日期“五月二十八日”涂抹成了“九月二十八日”。幸亏当时的推官心细，查了官府里的原始档案，发现日期对不上，这才查获弊案。

书手落笔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职的选拔。可以想象，他的寻租空间该有多大。陶成靠着手里的这点权力，没事收取一些常例贿赂，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四年之后，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一个叫陈佐的人也加入彭州县衙，在户房担任算手。

户房和吏房并称两大要害机关。户房管的是钱粮税赋之事，日常业务涉及大量繁複计算。陈佐脑子灵活，数学好，对于数字得心应手，很适合这个职位。

和吏房书手一样，户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着别人的命运。他只消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这事？很简单，拿银子来喂饱便是，可见这其中的寻租空间也不小。

书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种，他们没有官身，不算体制内，薪俸也不纳入国家财政开支。可是这些人把持着具体政务，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牍，很容易从中做手脚，有时候日子过得比主官还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