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想点什麽新办法，只怕黄册库就要破産了。

穷则思变，终于有一个叫史鲁的刑科给事中站出来，给中央献了一条妙计。

这条妙计其实只有两个字：“罚款。”

每次新黄册入库，不是要监生驳查吗？从前驳查出问题，会打回原籍勒令重造，现在咱们不妨多加一条规矩：凡是驳查出了问题的黄册，当地主管部门就要被罚款，叫作“赃罚纸价”，又称“驳费”。这些罚款，都要交给南京户部转寄应天府，以后黄册库有什麽开销，就从这笔钱里支取。

这条计策太好了，一来解决了黄册库的收入问题，把两县负担分摊给了全国；二来震慑了各地作弊官吏，让他们有所顾虑，不敢再篡改黄册，简直是一箭双雕。

按照史鲁的说法，从此“不扰一人，不科一夫”，让两县卸下一个巨大的负担，同赞天子圣明。至于被罚款的那些官员，也是活该。你要认真干活，又怎麽会被罚款呢？所以这笔钱的来路堂堂正正，叫作“必取之于本分之中，求之于见成之内”。

朝廷一看，好啊，不用国库动用一分银子，就能缓解两县负担，又可解决黄册库经费，三全其美的事，自然无有不準。

这个制度听起来没什麽破绽，可只要仔细一想大明官场禀性，便会知道问题多多。

黄册库穷得都快当裤子了，驳费是唯一的救命稻草。那麽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再者说，虽然史鲁强调，这笔驳银罚款须由经手官吏出，可地方官吏一定会想尽办法，摊派转嫁给基层百姓，这还算是清官所为。如果是贪官的话，一看又有名目找百姓征派银钱，肯定会层层加码，从中渔利。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一边是盼望罚得越多越好；另外一边呢，罚得越多，他们可以借机征敛的就越多。两者碰在一起，表面看是震慑监督，其实深层次的利益点是一致的。

这两个本来敌对的集团，到底是如何茍合到一起，又是如何牟利的呢？咱们还是拿王叙家举例好了。

假设王叙家又败落了，沦为一亩地两头牛的自耕农。这一年大造黄册，造册费用须由本里负担。里长一指王叙，说你家负责出钱吧。王叙说好，里长一拨算，说你出一两银子吧。

王叙一听，手一哆嗦：“一本册子才多厚？怎麽这麽贵？”里长回答：“装订册子的赵记纸铺是官家指定的，价格就这样。你要换一家铺子或者自己装，被户房驳回来，你自己掂量着办。”王叙又问：“赵四家比我有钱，为啥不他家出？”里长一乐：“他家儿子就是本县户房的主事，侄子是书手，你自己去说吧。”

王叙只得咬着牙，乖乖把明年换种子的钱先交了。造好的里册送到县里，赵主事翻了一圈，把书手叫过来，在册子里故意改错几个数字，交上去了。

这本册子一层一层送至后湖黄册库。驳查监生已经得了机宜，要严查错漏，以便多赚经费。他拿到这本里册，随便一看，里面就有一个大错。他兴高采烈地把驳语写好，打回原籍，连带着还有一份罚款单，说你们册子错了一条，罚一两银子。

罚款单送到县里，赵主事把文件收了，另外写了一份罚款单。然后他把里正和王叙叫过来，板着脸亮出罚单，说你们里造的册子不合格，人家给打回来了，要罚款二两银子。

王叙一听就急了，说这是你们指定店铺造的，怎麽会错？主事一擡眼皮，说这是中央发回来的，又不是我们有意刁难，有本事你去找朝廷说去。王叙说我连青苗钱都垫出去了，明年家里吃喝都没着落，上哪儿去交这二两银子？

里正给他出了个主意：“赵四在放印子钱，你去借不就得了，七进十三出，便宜得很。”王叙百般不情愿，可架不住赵主事吓唬、里正胁迫，不得不去借了赵老太爷的高利贷，把二两银子交了。

里正很快又找上门来，说重新修改过的里册也要收攒造费，五钱银子。王叙眼前一黑，说：“怎麽还要收？”里正冷笑道：“这算不错了，只让你把驳查的那一页重造。搁到几十年前，整本都要你重造，那可贵了。”王叙穷途末路，只得卖了家中耕牛，换来银钱给里正。

里正转头留下二钱，把剩下三钱送进赵记纸铺，重造了驳查那一页，连同二两罚款交给赵主事。

赵主事收下二两银子，留下一两在囊中，还有一两上交应天府。后湖黄册库的人一查账，好，钱到账了，新页也审核无误，交割入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