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醒后，我发现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下意识的摸了下口袋，发现东西依然安在，钥匙也在桌上，只是旁边的人不见了。我排除了姗姗偷东西潜逃的可能性，马上将其升级为密室失踪事件。不由得警惕起来。

突然，咔一声，门锁被扭开。我下意识预感这是密室抢劫事件。大叫一声，谁！门外传来一声尖叫，显然是被我吓到了。我正疑惑这一声尖叫怎么这么熟悉的时候，门外的人已经战战兢兢走了进来，是姗姗。

我问到，你在干嘛。

她很愧疚的说，我……我在开门。

我又问，你刚刚跑哪里去了。

她说，我……我饿了，我买……。

看见她惊魂未定的样子，我心一下子软了。从钱包夹起一百块钱，说，拿着，你可以走了。她拿了钱，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先生，我叫姗姗，38号。

独唱团-为了破碎的鸡蛋 作者:林少华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もしここに硬い大きな壁があり、そこにぶつかって割れる卵があった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の側に立ちます）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月15日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大会上，面对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耶路撒冷市长尼尔·巴卡特和七百多名听众所做演讲中的一句话，也是其演讲的灵魂和向以色列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无须说，此乃以巴之争的隐喻，高墙暗指以色列。但不仅仅如此，高墙还是体制（System）的别名。“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村上说道。

那么体制又指哪些呢？村上最近接受了日本有名的综合性杂志《文艺春秋》的独家采访，以《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为题谈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谈了他在那里的演讲（见《文艺春秋》4月号）。作为体制提及这样两种。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曾作为体制存在。那期间死了很多人，在亚洲一些国家杀了很多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须承担的事，我作为日本人在以色列讲话应该从那里始发。”村上说他不曾正面向父亲问起战争体验，或许应该问，却未能问，父亲大概也不想说，但战争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这点是确切无疑的。“虽然我是战后出生的，没有直接的战争责任，但是有作为承袭记忆之人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不可简单地一笔勾消。那是不能用什么‘自虐史观’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来处理的。”

其二，村上认为体制还包括原教旨主义等其他多种因素。“我们考虑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那里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原教旨主义同原教旨主义的针锋相对，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对峙。……人一旦被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地听命于原理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村上认为奥姆真理教事件即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开庭审理期间他一直去法院旁听，觉得那些案犯也是邪教教义的受害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体制”。

应该指出，被村上视为高墙的体制还不止他在这次采访中说的这两种。众所周知，村上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讨厌所有束缚个人自由的东西——讨厌日本中小学整齐划一的校服，讨厌强迫学生做同一种运动的体育课，讨厌使得员工不忙也必须装出忙的样子的公司，讨厌指手划脚自命不凡的官僚机构，讨厌“网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他看来，日本是个扼杀个性无视自由的“封闭组织”，个人很容易在这一封闭体制中“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一句话，高墙仍在。

既然作为高墙的体制仍在，就必然有撞墙破碎的鸡蛋，于是产生了小说家的职责或者写小说的理由。村上在讲演中说道：“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使我想起2003年初他当面对我说的几句话：“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而在他写作满三十年的时候，又从耶路撒冷传来了“站在鸡蛋一边”的声音。“让灵魂获得自由”和“站在鸡蛋一边”在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因为二者都是针对高墙而言，两支箭一齐射向高墙。但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了更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破碎的鸡蛋。准确说来是为了推倒高墙以免鸡蛋破碎。“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问得好！这大概也是村上向我们所有人出的一道难题，一道看似容易而实则再难不过的难题。

当然，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高墙的社会，没有高墙也就无所谓破碎的鸡蛋。整个社会好比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只鸡蛋都有新的生命破壳而出—— 孵化自由，孵化个性，孵化尊严，孵化和谐。但作为现实问题，恐怕仍要不时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高墙与鸡蛋之间站在哪一边？而最为怵目惊心的场景，无疑是所有人都站在高墙一边，最后所有人都沦为破碎的鸡蛋……

独唱团-脏话到底脏在哪儿 作者:蔡康永

中国人的脏话，常常原始到让人汗颜的地步。

通常是这样的：“我肏丄你妈！”他骂他。“我肏丄你祖宗!”他回骂他。

这个吵架的逻辑其实很幼稚：你操了我妈，你就或多或少地做了我爸。那为了打败你，我只好奋力挖坟、不顾尸臭地去操你的祖宗，这样我才能或多或少地也做你的祖宗，凌驾于你爸之上。胃口好的话，有些人愿意操到对方祖宗十八代。以每代间隔三十年来算的话，挖坟要挖到明朝的坟去，才能完成这件事。只为了跟一个讨厌鬼斗嘴，竟然发了这么大的愿，愿意一路奸尸，奸到明朝的干尸身上，也真算是发了宏愿了。

这样斗嘴有赢家吗？如果我是评审，一定判你输，除非你现场表演给我看，还要我看得下去才行。

中国人这种一心要当别人的爸爸、当别人祖宗的心，我很少在别的文化里看到。美国同学偶尔在生活中开玩笑，会在你诉苦撒娇的时候，吃豆腐地说：”好了好了，乖，过来爹地抱抱。“但我真的还没看过用英文或日文吵架，吵到脸红脖子粗的时候，会来上一句”我丄操丄你奶奶“的。如果真的用英文或日文来上这么一句，我想对方会暂时静止三秒，想象一下你描述的那件事的情景，然后吐出来吧。（但对方的祖奶奶，如果托你的福仍然健在的话，应该会很承你的情，受宠若惊吧。）

日本的色情文化发展蓬勃，但日文的脏话里，并不动用跟“性”有关的动词或名词，日文既不用那个最有力的动词当口头禅，也不用相关器官、液体的名词来骂人。原因我还没找出来。也许日本文化觉得性行为和性器官都给人带来很多快乐，如果在吵架的时候，莫名其妙地用在对方身上，只能徒然“嘉惠”对方而已吧。如果洋派一点的日本人，现在会直接用英文里那个“F”开头的、四个字母的动词了。确实英文的脏话里，性行为和性器官都大量出现，但是使用这些字眼的出发点，却和中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