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搬到修道院去，有天下午亨利嬷嬷在楼下喊：“九莉！有客来找你。”

亨利嬷嬷陪著在食堂外倚著铁阑干谈话，原来是她母亲。九莉笑著上前低声教了声二婶。幸而亨利嬷嬷听不懂，不然更觉得他们这些人古怪。她因为伯父没有女儿，口头上算是过继给大房，所以叫二叔二婶，从小觉得潇洒大方，连她弟弟背后也跟著叫二叔二婶，她又跟著他称伯父母为大爷大妈，不叫爸爸妈妈。

亨利嬷嬷知道她父母离了婚的，但是天主教不承认离婚，所以不称盛太太，也不称小姐，没有称呼。

午后两三点钟的阳光里，她母亲看上去有点憔悴了，九莉吃了一惊。也许是改了发型的缘故，云鬓嵯峨，后面朝里卷著，显瘦。大概因为到她学校宿舍里来，穿得朴素点，湖绿蔴布衬衫，白帆布喇叭管长袴。她在这里是苦学生。

亨利嬷嬷也仿佛淡淡的。从前她母亲到她学校里来，她总是得意非凡。连教务长密斯程都也开了笑脸，没话找话说，取笑九莉丢三拉四 ，捏著喉咙学她说“我忘了。”她父亲只来过一次，还是在刘氏女学的时候。因为没进过学校，她母亲先把她送到这家熟人开的，母女三个，此外只请了一个老先生与一个陆先生。那天正上体操课，就在校园里，七大八小十来个女生，陆先生也不换衣服，只在黄柳布夹袍上套根黑丝袜，系著口哨挂在胸前，剪发齐肩，稀疏的前刘海，清秀的窄长脸，娇小身材，一手握著哨子，原地踏步，尖溜溜叫著“几夹右夹，几夹右夹。”上海人说话快，“左右左右”改称“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九莉的父亲头戴英国人在热带惯戴的白色太阳盔，六角金丝眼镜，高个子，浅灰直罗长衫飘飘然，勾著头笑嘻嘻站在一边参观，站得太近了一点，有点不好意思。下了课陆先生也没过来应酬两句。九莉回去，他几次在烟铺上问长问短，含笑打听陆先生结了婚没有。

她母亲到她学校里来总是和三姑一块来，三姑虽然不美，也时髦出风头。比比不觉得九莉的母亲漂亮，不过九莉也从来没听见她说任何人漂亮。“像你母亲这典型的在香港很多，”她说。

的确她母亲在香港普通得多，因为像广东人杂种人。亨利嬷嬷就是所谓“澳门人”，中葡混血，漆黑的大眼睛，长睫毛，走路慢吞吞的，已经中年以后发福了。由于种族歧视，在宿舍里只坐第三把交椅。她领路进去参观，暑假中食堂空落落的，显得小了许多。九莉非常惋惜一个人都没有，没看见她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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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看看，”亨利嬷嬷说，但是并没有一同上楼，大概是让她们单独谈话。

九莉没问哪天到的。总有好两天了，问，就像是说早没通知她。

“我跟项八小姐她们一块来的，”蕊秋说。“也是在牌桌上讲起来，说一块去吧。南西他们也要走。项八小姐是来玩玩的。都说一块走——好了！我说好吧！”无可奈何的笑著。

九莉没问到哪里去，香港当然是路过。项八小姐也许不过是到香港来玩玩。南西夫妇不知道是不是到重庆去。许多人都要走。但是上海还没成为孤岛之前，蕊秋已经在闹著“困在这里一动也不能动。”九莉自己也是她泥足的原因之一，现在好容易走成了，欧战，叫她到哪里去呢？

事实是，问了也未见得告诉她，因为后来看上去同来的人也未见得都知道蕊秋的目的地，告诉了她怕 她无意中说出来。

在楼上，蕊秋只在房门口望了望，便道：“好了，我还要到别处去，想著顺便来看看你们宿舍。”

九莉也没问起三姑。

从食堂出来，亨利嬷嬷也送了出来。沥青小道开始斜坡了，通往下面的环山马路。两旁乳黄水泥阑干，太阳把蓝磁花盆里的红花晒成小黑拳头，又把海面晒褪了色，白苍苍的像汗湿了的旧蓝夏布。

“好了，那你明天来吧，你会乘公共汽车？”蕊秋用英文向九莉说。

亨利嬷嬷忽然想起来问：“你住在哪里？”

蕊秋略顿了顿道：“浅水湾饭店。”

“嗳，那地方很好，”亨利嬷嬷漫应著。

两人都声色不懂，九莉在旁边却奇窘，知道那是香港最贵的旅馆，她倒会装穷，占修道院的便宜，白住一夏天。

三人继续往下走。

“你怎么来的？”亨利嬷嬷搭讪著说。

“朋友的车子送我来的，”蕊秋说得很快，声音又轻，眼睛望到别处去，是撇过一边不提的口吻。

亨利嬷嬷一听，就站住了脚，没再往下送。

九莉怕跟亨利嬷嬷一块上去，明知她绝对不会对她说什么，但是自己多送几步，似乎也是应当的，因此继续跟著走。但是再往下走，就看得见马路了。车子停在这边看不见，但是对街有辆小汽车，当然也许是对门那家的。她也站住了。

应当就这样微笑站在这里，等到她母亲的背影消失为止。——倒像是等著看汽车里是什么人代开车门，如果是对街这一辆的话。立刻返身上去，又怕赶上亨利嬷嬷。她怔了怔之后，转身上去，又怕亨利嬷嬷看见她走得特别慢，存心躲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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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亨利嬷嬷已经不见了。

此后她差不多天天到浅水湾去一趟。这天她下来吃早饭，食堂只摆了她一份杯盘，刀叉旁边搁著一只邮包。她不怎么兴奋。有谁寄东西给她？除非送她一本字典。这很像那种狭长的小字典，不过太长了点。拿起来一看，下面黄纸破了，路出污旧的邮票，吓了一跳。

特瑞丝嬷嬷进来说：“是不是你的？等著签字呢。”这两句广东话她还懂。

排门外进来了一个小老头子。从来没看见过这样褴褛的邮差。在香港不是绿衣人，是什么样的制服都认不出，只凭他肩上的那只灰白色大邮袋。广东人有这种清奇的面貌，像古画上的老人，瘦骨脸，两撇细长的黑胡须，人瘦毛长，一根根眉毛也特别长，主寿。他递过收条来，又补了只铅笔，只剩小半截，面有得色，笑吟吟的像是说：“今天要不是我——”

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著性子扒开蔴绳里面一大叠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

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在她这封信是一张生存许可证，等不及拿去给她母亲看。

幸而今天本来叫她去，不然钥匙要憋一两天，怎么熬得过去？在电话上又说不清楚。

心旌摇摇，飘飘然飞去在公共汽车前面，是车头上高插了只彩旗在半空中招展。到了浅水湾，先告诉了蕊秋，再把信给她看。邮包照原样包好了，搁在桌上，像一条洗衣服的黄肥皂。存到银行里都还有点舍不得，再提出来也是别的钞票了。这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

蕊秋很用心的看了信，不好意思的笑著说：“这怎么能拿人家的钱？要还给他。”

九莉著急起来。“不是，安竹斯先生不是那样的人。还他要生气的，回头还当我……当我误会了。”他嗫嚅著说。又道：‘除了上课根本没有来往。他也不喜欢我。“

蕊秋没作声，半晌方才咕哝了一声：“先搁这儿再说吧。”

九莉把那张信纸再折起来，装进信封，一面收到皮包里，不知道是否又看著可疑，像是爱上了安竹斯。那条洗衣服的黄肥皂躺在桌上，太大太触目，但是她走来走去，正眼都不看它一眼。

还以为憋著好消息不说，会熬不过那一两天。回去之后那两天的工夫才是真不知道怎么过的，心都急烂了，怕到浅水湾去，一天不去，至少钱还在那里，蕊秋不会自己写信去还他。但是再不写信去道谢，也太不成话了，还当真是寄丢了，被邮差吞没了——包得那么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