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坐过如此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全是逃离北京的大学生，人和人挤在一起几乎都没有了缝隙。麻烦的是，火车驶出北京一个小时后，我必须去一趟厕所，我使劲往车厢厕所的方向挤过去，挤到一半的路途时，我知道挤过去也没有用了，我听到有人吼叫着使劲拍打厕所的门，可是厕所里也挤满了人，里面人的喊叫着说 门无法打开。我只好将尿憋了三个小时，到了石家庄我立刻下车，出站后先去了一趟厕所，然后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当时石家庄的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打了一个请求援助的电话，这位主编在电话里听完我的讲述之后说： “现在这么乱，你那里都别去了，住下来给我们写小说吧。”我在石家庄住了一个多月，心猿意马地写着小说。最初的时候，电视上每天都在播出抓到了通缉令上的大学生，而且是以滚动的形式反复播出。这样密集的滚动播出，以后只有在奥运会期间中国运动员拿到金牌时才会出现在电视上。我身处他乡，在陌生的旅馆房间里，看着电视上被捕大学生茫然的表情，听着播音员激昂的声音，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恐怖。

突然有一天，电视的画面完全变了，没有了抓到通缉学生的滚动画面，也没有了得意洋洋的解说。虽然抓捕行动仍然在进行，可是电视的播出重新回到了我熟悉的画面：我们的祖国到处都是繁荣的景象。播音员的声音，一天前还在慷慨激昂地控诉被捕学生的种种罪行，一天以后就变成了喜气洋洋地歌颂祖国昌盛的腔调。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天安门事件从中国的媒体上销声匿迹，就像赵紫阳的销声匿迹一样，以后我也没有看到过有关它的片言只语，好像这个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它被彻底摒蔽了。即便是经历过一九八九年春夏游行的人，也似乎淡忘了，可能是后来的生活压力让他们无暇回忆往事。二十年过去以后，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出现了，就是在今天中国年轻的这一代里面，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知道的人，也是含糊不清地说： “听说有过很多人的游行。”

二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相信历史的记忆不会转瞬即逝。我想，参与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每一个人，不管今天是什么立场，在某一天突然回首往事的时候，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铭心刻骨的感受。

我的铭心刻骨的感受就是让我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一个人和一个词汇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一个机会。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词汇，有些词汇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就理解了，有些词汇虽然相处了一生，可是仍然没有理解。

“人民”就是这样的一个难题。它是我最早认识和最早书写的词汇，其后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流连忘返，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和响彻在我的耳边，可是它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我的内心。直到我二十九岁那一年，一个来自深夜的经历终于让我真正理解了这个伟大的词汇。当我和这个词汇有了真实的而不是虚拟的相遇，我所说的不是语言学或者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意义上的相遇，而是人生经历里的一个真实的相遇，一个去除了所有理论和定义之后的活生生的相遇，然后我才能够告诉自己： “人民”这个词汇不是空的。因为我曾经见到过它有血有肉的模样，见到过它心脏的强烈跳动。

我对“人民”的理解，并不是来自于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大游行，而是发生在五月下旬深夜的一个小小经历。当时的北京已经戒严，学生和市民自发地守卫起了北京的各个交通要道，以及所有的立交桥和地铁出口，阻止全副武装的军人进入天安门广场。

那时候我住在北京东边十里铺的鲁迅文学院，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骑着一辆各个部位都会发出响声，可是车铃不响的破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待到深夜或者凌晨才骑车回到学校。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的北京，中午很热，可是深夜就冷了。我记得有一天中午出发时，因为太热只是穿着一件短袖的衬衣，到了深夜的时候，我感到了寒冷，骑车从广场返回学校，冷风迎面吹来，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和破自行车的每个部位一样抖动起来。我骑车在路灯熄灭的街道上，月光为我指路。我愈往前骑车，愈是感到寒冷。在逐渐接近呼家楼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一股热浪在黑暗里轻微地涌来，随着我继续往前，热浪强烈起来了。接着，我听到远处有歌声在飘扬过来；再接着，我看见远处有灯光在闪烁。然后惊人的场景出现了，在热浪滚滚而来时，我看到了灯火通明的呼家楼立交桥，桥上桥下有一万多人守卫在那里，他们激情满怀，在夜空下高唱国歌：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可是坚定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肉之躯可以阻挡部队和坦克。他们聚集在一起热气沸腾，彷佛每个人都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

这是我生命里重要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光应该传得比人的声音远，人的声音又比人身上的热量 传得远。可是在我二十九岁的这个深夜，我发现自己错了。当人民圃结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传得比光要远，而他们身上的热量传得比他们的声音还要远。我终于真正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

领袖

我这里所说的领袖拥有这样的特权，就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盛大游行时，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游行的群众挥手，其他领导人没有挥手的权力，只能站在他身旁鼓掌。毫无疑问，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热，还是因为髙兴？他常常脱下军帽，向游行的群众挥动起了手里的军帽。毛泽东最具魅力的挥手情景，应该是他畅游长江以后，身穿浴衣站在船头向两岸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位领袖将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诗人的我行我素集于一身，他的深谋远虑时常以即兴的方式表达出来。

文革开始，大字报出现了。这些张贴在街头墙上的大字报像中国传统建筑的窗户一样大，少则两张纸上下排列，多则五、六张纸贴成一排。这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书法展示，丑陋的字体遍布中国城镇的大街小巷，偶尔也有漂亮的字体。人们站在街头津津有味地阅读，虽然大字报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革命语言，可是大字报对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官员们开始指名道姓的批评，让阅赞的群众感到十分兴奋。

大字报的出现可以说是弱势群众挑战强势官员的最初行为，这样的行为受到共产党中央和北京的一些高官压制以后。毛泽东，这位强权人物不是利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去纠正，而是采取了与弱势群众相同的做法，也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他在自己的大字报里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可以想象当时 群众的狂热，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写出了大字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毛主席也有着和普通群众一样的遭遇。不言而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刻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吞噬了中国。

综观中国的历史，无论是贵族出生，还是草根出生，凡是成为了皇帝的，都是约定俗成的皇帝嘴脸和皇帝言行。只有毛泽东例外，他成为领袖之后，常常不按领袖的方式出招，让他身旁的共产党领导们时时措手不及。毛泽东深知如何在群众中间煽风点火，文革初期他频频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狂热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让文化大革命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