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我们并没有间断谈话。扯到我出版的三部小说上，他说我蛮走运。我问走运是好是坏，他却反问：“你觉得它们成功吗？”

我想也不想地说：“第三部 是成功的。”

“好在哪里？”

我低下头，一下下用刀戳着残剩的几片菜叶。“它好不好，你有感觉的，对吧？”头抬起，我见他注视着我，手指间的烟顶端是颤巍巍一大截白色灰烬。

“你为什么老蹲在椅子上？”

他说：“有什么相干？一些没知觉的动作、状态罢了。”轻微的烦躁中，烟灰簌簌落了。“那么，是什么使你的第三部 小说成功的呢？”他像只专注这个。

我犹豫地笑笑。

他马上明白有他不该问的东西。

我却说：“离婚。”

“哦。”他难为情似的，一时慌得不晓得说什么。这时我听他说：“我也一样。一次又一次牺牲给感情。”

我仿佛也被他的表白窘住了，脸一阵木。这令我们都明白，我们打探对方的意图暴露了。气氛越来越敏感，都想不出再进一步谈什么，因为已经是近得猝不及防了。

临别他将我的手握了半晌。我说了谢谢晚餐，还说时间过得好快，半学期去掉了，又说请他下周末饮中国早茶。都说完了，我的手仍在他的手里。他那凉凉的瘦骨嶙峋的手。

却是一场空等。中午时我腹内空空离开早点店时，不知该往哪儿走。不想回去读书，准备阐述，就那样在大风的街上盲目地遛。渐渐地感到受伤，还有一点耻辱，似乎由男人那儿得来的所有创痛一下子又复发了。男人的背叛使这点不寻常的情愫又变得寻常至极，许多不同的男人在背叛这点上都做得一模一样。我不露声色，仍是认真地去做帕切克的好学生，甚至对他的失约提也不提。

有些感觉，先兆那么好，却变质得那么快。

直到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有个师生的个别会见，老师对每人的学终论文做重点辅导。帕切克这类游走教师是没有办公室的，会见只能在他的居处，这回是我失约。所有学生提前找暑假的工作，我每天平均跑五个地点，面谈、填表。难免跑乱路线，跑到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怎么也跑不回来。

下课我一反寻常，头一个奔出教室。沿楼梯下到四层时，听见了另一双脚步。我不想遇见他，一级比一级下得快。“李！”他和气时从不叫我“李”。我只得停下，等在那儿。

“你听到我留在你答话机上的话了吧？”我坦荡荡说。都解释了，也道歉了，还有多少可指责的呢？

他却笑笑，说他那天哪儿也没去，等了我一天。

“真抱歉。”我说。此时这样说，我是真心了。

“你抱歉什么？”他说，“不用抱歉。”他的样子你理解成宽容、豁达、无动于衷，都行。

“还能弥补吗？让我们再找个时间……”我的意思是：我竟让他等了一天。

“这个无所谓，到时你拿到个‘B’，就是弥补，对吧？”

我傻在那里，他从我身边“嗒嗒嗒”地下楼去。谁都没见他这么轻快过。我真想骂。骂他卑鄙，骂他小人透顶。还想嚷：你暗算我好了！我这学期就算吃它一长溜“B”，下学期一样做这学校的学生！你就不一样了。你这份寒酸薪水，说不定就拿到头了！我知道除我之外的同学并不喜欢他。他的严苛、怪僻，他的法西斯式的激烈和偏执，让这三小时的课成了精神刑讯。谁都喘不过气，谁都像被鞭子打一样向前走得飞快。跟其他以取悦学生来维持合同续签的代课教师们相比，他不识时务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学终前，校方将发给学生一纸表格，让我们每个人鉴定教师的工作。谁都可以恣意褒贬，表格是无记名的。瞧着吧，学生们会回报他们从帕切克那儿得到的全部虐待。

这张表格终于发下来了，就在帕切克的课前。我感到教室里是一阵沉默的、咬牙切齿的狂欢。上课十分钟了，帕切克仍未露面，存心给我们时间回顾他给我们的痛苦似的。

黛米对我说：“我坚持不到学期结束了，所以我得杀了帕切克。他把我弄疯了，三年的书让我一学期吞下去！”

我说多学些也好啊。

“我凭什么要多学？”黛米说，“学得多或少、深或浅，我不在乎，我要学得开心！活着就为了开心，上学也是，我花那么多钱来上学，我不该开心吗？”她对我瞪着，要我评理似的。

此时我脑子里只有那个蹲在大黑板下，将一堆白发埋进密密麻麻备课笔记中的帕切克。此时我忘了他的种种恶劣。

“帕切克是个难得的教师……”我说。最难得的一点是他从不想逗你开心。

“哦，难得……”黛米笑了一下。它提醒了我，最初从帕切克班里退出的几个男生的笑，那是我始终不懂的。我对它警觉了，甚至预感到了它的不妙。

黛米说：“当然啦，你是帕切克的楷模学生！”她实际在说：他拿你当宝贝儿。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帕切克给我多少苦吃，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始至终，他给我的痛楚是你们所有人的总和。因为它已不仅仅是师生间的恩怨。单纯是师生间的恩怨该多好……

“帕切克是我到美国来所认识的最博学最真挚的教师……”我不顾一切地说。不愉快已出现在我和黛米之间，但我不管。帕切克是个好老师，这是真理；我捍卫的，是这个真理。

“那你想和他一块出去吗？我是说——约会？”

“为什么不？！”

我们的敌意在迅速升级，到我说出“为什么不”时，她傻了。看我一阵，她说：“耶稣基督！”同时她放弃了对峙。我仍欲恋战，追紧她溃退下去的眼睛。

“怎么了？”我换了个口吻问。

她不说什么，为我难过似的看着我。

帕切克这时进来了，晚了整整半小时。他出现的一刹那我们就发现他脸上有伤，一条紫红横在他额上，一直延向腮部。大家都吓得乖了许多，那是唯一没人吃零食的一堂课。他也在一进教室就看见了我们每人小课案上的鉴定表，他很快畏惧地缩回目光。那是我们回击他最有效的武器，它到我们手虽已迟了些，但它毕竟具有强大的杀伤力，一旦被使用，便是决定性的。在这武器面前，他收起了一贯的逼人之势，一堂课都顺着我们的意；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朗读论文，他都给予同等热情的捧场。

太晚了，帕切克，太晚了。每个人的眼睛、微笑都在这样告诉他。你想现在让我们开心，来不及了。尽管我们从你这儿学到许多许多，但我们不领情。谁也不去理会他；每个人拿着那张鉴定表离开了教室。

我却在快出门时听见了他的招呼：“李芷！”不像跟我亲近时，叫我“芷”；也不像与我反目时，仅称我“李”。

我们之间隔着一间教室。这时我突然发现这教室有抽烟、酗酒、做爱、吸毒的痕迹，米色地毯实在是不干净。

“我不希望你得那个‘B’，真的。”帕切克说，“也许我们可以弥补。”你想拉拢一个是一个，你不想被学校赶走。

这张带伤的脸竟出奇地漂亮。我心酸地想：这离离即即、欲发又止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我不相信你的忧郁单纯来自穷困、疲劳，像我一样；你有更丰富的不幸。

我同意“弥补”。多拿一个“A”，我有什么不同意？我也有卑鄙。合宜的卑鄙，就是美国人常挂在嘴上的“Deal”，公平交易。弥补是他抽出一小时来给我的论文做个别辅导。实在可笑，我的论文早已在班里读完，改不改还要什么紧？但他仍认真地从他那密密麻麻的笔记中找出对它的看法。他已真的激动起来，忘情起来，像他一贯讲课那样。这样，“Deal”中固有的卑鄙渐渐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