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沉吟片刻，心道，看来目前为止，还是只有他真正能够做到政法分离。又道：“你方才提到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当地商人合作，这与榷曲制又有何区别？”

张斐回答道：“一个是行政司法规定，遵循的是朝廷政令。而令一个是商业契约约定，遵从的是契约原则。

“就算如此。为什么提举常平司不直接与商人合作？”富弼又问道。

张斐回答道：“因为如果一方是官府，而另一方是民间作坊，直接合作的话，这会令商人感到不安，因为双方的地位本就不平等，这是很难成功的。

但是通过解库铺与商人合作，就变成商人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将遵从契约约定，公检法也是能够更好地介入。

而这在份约定中，提举常平司并没有决策权和管理权，就只是享受盈利，真正去运作这个作坊的还是商人，而且是允许其他人商人与之竞争的。”

富弼又问道：“既然你认为，朝廷在酒制方面，应该是以收税为主，那为什么还要让提举常平司掺合进去。”

张斐回答道：“富公似乎对此有所误会，不是我允许与否，我没有这权力。提举常平司为什么不直接与商人合作，那是在于他们自己认为这做不到，没有商人敢与他们合作，而不是我们公检法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下官虽然身为河中府的大庭长，但没有这方面的权力。

当时的具体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河中府酒税存在着很多问题，是非常腐败，导致百姓和国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于是下官基于法制之法，捍卫国家、君主和百姓的利益，从而规范了契约原则，商税则例。

然后提举常平司根据皇庭颁布的法律，做出这方面的调整。

当时官府那边既得顾忌那些酒匠的生计，又希望财政继续增长，当然，如果在坐的各位认为，这么做是官府不愿意放弃酒曲的利润，也不能说是错。

总之，基于这些原因，他们才会决定通过解库铺与商人进行合作。

我们河中府皇庭无意干预，官府怎么运作。再说回这个法案，检察院方面只是要求改为税制，只不过富公方才提出这个问题，下官就只是拿河中府为例，因为河中府政绩非常不错。

如果朝廷有更好的办法，也是可行的，这是两回事。”

在坐的人这才恍然大悟，提举常平司是王安石弄得，当时是元绛根据公检法的情况，迫于无奈，才对政策进行调整。

想到王安石，司马光突然灵光一闪，道：“但身为检控官，不知你以为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去做买卖，对于其他商人是否公平？”

在场的商人，皆是频频点头。

到底是朝廷的买卖，对咱们来说就是不公平啊！

而且他们中不少人都知道，河中府的酒曲还是被官府垄断，是允许竞争，但别人没法竞争啊！

张斐道：“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是公平的。如果当时朝廷放任不管，直接改为税制，不但对那些酒匠不公平，而且还会引发缺少酒曲的恐慌，由朝廷来主导，慢慢改变，这是非常正确的。”

司马光追问道：“但你并未直接回答，对于那些商人是否公平？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过渡期，到时朝廷还是全部会交予商人？”

张斐道：“是不是一个过渡期，我并不知道，因为这不是大庭长或者检控官能够主导的，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对于商人，我认为这是相对公平的。

在榷曲制的情况下，酒户是无法酿造酒曲的，必须要从官府手中购得。而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商人合作酿造酒曲，就不是说酒户非得从这家作坊购买。

如果说某个酒户酿造酒曲，又好又便宜，京城酒楼都会上他家购买。这是非常公平的，也不带有任何强制性。

经过上回调整酒税，民间已经出现专门酿造果酒曲作坊。

这也是为什么，提举常平司并不掌控酒坊的运作，只是分得利润，就是怕自己干不好。

可见这么干，国家不是稳赚不赔的，一旦运营不好，或者停滞不前，也是会关门的，这就是那些酒匠的工钱很快涨了一倍的原因，因为你要盈利，就必须要拥有更好的技术，来吸引别人上你家购买，酒匠就变得至关重要。”

司马光道：“所以你认为公平，是在于允许其他商人竞争，以及这个酒坊与普通酒坊一样，有赚有赔。”

张斐点点头，“是的。”

王安石直翻白眼，冷冷道：“这老头连司法和行政都不分。”

司马光显然是在指桑骂槐，暗讽他王安石。但王安石对此非常不屑，哥的新政也是允许别人竞争，只不过他们肯定竞争不过而已，那能怪谁。

冯京突然开口问道：“假设提举常平司的这个酒坊赔了钱那该怎么办？”

张斐郁闷地挠了挠脑门，笑道：“是提举常平司决定这么做的，他们认为是有钱可赚的，要是赔了的话，那也应该问提举常平司去，这与公检法毫无关系。”

冯京道：“但是正如张检控方才所言，提举常平司是因为张检控当时判例，而做出的调整。而法制之法首要捍卫的是国家和君主的利益，所以当时张检控到底是首先考虑公平，还是优秀考虑国家和君主的利益。”

言下之意，你的判例是公平的，但也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

本是国家垄断，你偏偏废除这垄断法，是利益，还是公平？

富弼他们也是稍稍点头，充满期待地看着张斐。

又是鱼和熊掌的问题。

“当然优先国家和君主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

张斐语气非常坚决，“这么说吧，即便朝廷什么都不做，新酒税制给朝廷带来的收入也要远胜于扑买制。我方才说河中府酒税增长一倍至多，可不包括酒坊给朝廷带去的利润。

我前面就已经说过，为什么我当时给出这个判例，就是因为旧的酒制，严重损害了国家、君主和百姓的利益，而不是因为公平。

因为榷酒制是一个政策，其实对于每个商人都是一样的，只能评价好坏，而不能以公平来评价，这跟公平也没有太多关系。

但是，旧酒制的一些弊端，也确实是源于不公平，正是因为不允许他们酿造酒曲，只能上官府购买，这导致官府变得非常消极，不寻求进步，以至于滋生出诸多弊端。

而河中府提举常平司这么做，首先是有利可图，其次是为了保住那些酒匠的生计，最后，确保不会在短时日内出现混乱。

但如果说，提举常平司没有这么做，对此放任不管，害得酒匠失去生计，并且出现短时的混乱，那不是公检法的责任，而是那些官员玩忽职守。不是说我们公检法不愿意负责，而是公检法就无权管理这些事。

这也是法制之法、政法分离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让那些能力不足的官员原形毕露。当公检法基于法制之法，捍卫了国家、君主、百姓的利益，官员还能拿出亮眼的政绩，那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值得信赖。

如果损害任何一方利益，来获取亮眼的政绩，我想大多人都是可以做到的。”

不少官员听到这里，心里是大骂张斐无耻，改是你们要改，出了问题，责任我们来背，你还真是一个“小可爱”啊。

但富弼他们却觉得张斐说得很有道理，与民争利，徇私枉法，来获得政绩，那确实大多数人都行，长久下去，会严重损耗国家和君主的利益。

公检法就是确保，你们不能这么干。

在这基础上，你还能够干出政绩，含金量当然是高得多啊！

司马光直点头道：“说得非常好，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啊！”

王安石见这老头又在含沙射影，当即就鼓起掌来，“说得好啊！”

邓绾他们也立刻反应过来，跟着鼓起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