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伸手引向程颐，“但是程副使以法度，阻扰程都监调用水兵。”

韩琦笑道：“老夫并不认为此乃明智之举，万一去年十二月，亦或者今年一月那条河道闹水患，程副使将会承担所有责任，因为无人可以证明，此番工事能否阻止这场水患，只能惟结果论。”

程颐不禁问道：“韩相公之意，莫不是下官要放任不管。”

韩琦目光直视，咳得一声，“遵守听证会的规则，倒不至于承担后果。”

“！”

程颐是尴尬回过头去。

在听证会上，你没有发问权。

张斐嘴角微微抽搐了下，问道：“韩相公之意，莫不是让程副使放任不管。”

韩琦这才回答道：“人各有志，老夫绝无此意，但如果程副使放任不管，老夫也能够理解，并且不会与之计较，因为事情必然会是如此发展的。”

张斐问道：“韩相公此话怎讲？”

韩琦道：“因为程都监也感到害怕，试想一下，他耗费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一旦失败，他将面临怎样的后果？

他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堵住那些决口，也必然会急功近利，而任何阻拦他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替罪羔羊，故而无人敢言，而这又会促使他进一步变本加厉，如此循环，直到出最终结果。”

张斐问道：“韩相公认为这最终结果会是什么？”

“将会以失败告终。”

韩琦道：“河北百姓本就要肩负防辽重任，哪里经受得起这般消耗，税收年年减少，就已经说明问题，如此下去，水患未除，贼寇四起，而士兵疲之河防，无力剿贼，不说河防工事定会遭受破坏，倘若辽国乘虚而入，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啊！

但此错不在程都监，亦不在程副使，而在于治水一直以来，都是我华夏之大计，责任重大，本应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共同治理，又岂能寄托于一人身上。

而如今朝中大臣对此番工事是争议不断，如此情况下，在老夫看来，就不如不修。”

王安石闻言不禁暗自皱眉，不愧是韩赣叟，这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第六百九十五章 听证会（五）

到底这姜还是老的辣，韩琦这一番话，引得无数官员是直接飙泪。

无论是周革，还是程昉，神情也都渐渐变得委屈。

可真是理解万岁。

程昉为什么着急，不就是因为朝中很多人盯着他，在攻击他，同时反对他的河防计划，并且皇帝也对此开始生出疑虑，所以他必须马上做出成绩来，让皇帝安心。

没有时间给他挥霍。

这与王安石改革变法，其实也有些像似。

要快速出成绩。

而周革等河北官员为什么不敢阻止程昉，无非也就是他们怕承担这份责任，因为这责任太过沉重。

而如盛陶这些御史，他们之所以敢弹劾程昉，那是因为他们不会直接阻碍程昉执行任务。

其实还是目前的技术，得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各有各的想法，对与错，仅仅是在于自己的信念，以及政治斗争中，而最重要的科学往往被人忽视。

可是王安石、吕惠卿却有一种危机感，因为韩琦这一番话，看似不偏不倚，也没有直言当下的河防工事存有问题，但不难听出来，韩琦希望阻碍东流计划。

相比起与王安石争斗多年的司马光，这韩琦手段显然是更为老练，虽然他心中锐气早已消失殆尽，但他到底是从党争中历练出来的，经验是极其丰富，这是王安石所不具备的。

韩琦是深刻的知道，党争的危害性会体现到哪些方面。

如果要在此案上怪罪任何人，这事反而解决不了，他会被卷入其中，且占不到任何优势。

因为谁也不会认输，认输就是死路一条，只有说不怪罪任何人，才有可能扭转一些事情。

而其中最为主要的人物就是皇帝。

因为无论怎么说，这皇帝都是主要负责人，只要出问题，肯定跟皇帝有关，因为是你皇帝说了算，如今动员了这么多百姓，是不可能轻易承认自己失败。

关键这事，还跟变法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只有将这责任先说清楚，才有可能让皇帝改变这个计划。

韩琦这是在凿坡让皇帝下驴。

堂中的赵顼自然也听出韩琦语外之意，但他心中也是颇为感激，因为他确实是要借坡下驴。

真不愧是韩琦，果真是厉害啊！张斐心中也是一番感慨，这是妥妥的友军，因为他开这场听证会，主要也是为皇帝卸下负担，轻装前行。就顺势问道：“关于治理河北河道，朝中争论非常激烈吗？”

“争吵有数十年之久啊！”韩琦抚须感叹道。

张斐故作惊讶道：“是吗？”

韩琦点点头道：“关于此番治水的源头，应该是要追溯到景祐元年，至今约有四十年左右，那一年黄河在濮阳横陇决口，但与之前决口不同的是，这一次河水径直向东北方向分流，经大名至滨州入海。河水也自此也离开行水千年的京东故道，形成了横陇河道，此二道皆谓东流。”

张斐不禁问道：“那何谓‘北流’。”

韩琦道：“那横陇河道淤塞十分迅速，仅仅行河十余年便高民屋丈许之多，且极不稳定。以至于庆历八年，还是在濮阳，在横陇决口点的上游商胡县再次发生决口，且决口形成的新河道进一步向北摆动，经大名至乾宁军入海。此道谓之‘北流‘’，自此便有了‘东流’与‘北流’之争。”

“原来如此。”

张斐点点头，又问道：“不知韩相公是何主张？”

韩琦回答道：“老夫与一位知己好友看法相近，这位知己好友便是刚刚卸任的青州知州欧阳永叔，他认为‘唯有疏浚北流之海之道，使之下流畅通，是为最适宜之策’。”

张斐问道：“下官不太懂治水之道，韩相公可愿具体解释一下此中之理？”

韩琦道：“在庆历年间，针对此事是有过一番争论的，当时我并未直接参与，而我之所以赞成欧阳永叔之言，乃是因为我认为在诸官的争论之中，永叔说得最合实际。

他首先道出，水患之因，乃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

而自东汉王景治水后，河水行之千年，而未有决口，故有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中，河床日久淤高形成悬河。

然而，河水经澶、滑二州时，由于河道两岸有山体约束，河道最为狭隘，上游洪水到来，至此壅水，极易溃决，纵观我朝水患，也几乎都是发生在澶、滑二州。

若不清故道淤泥，则强行使河水再回故道，此无异于自寻死路。”

有一些官员频频点头，但也有不少官员是嗤之以鼻，就连文彦博、司马光都是眉头紧锁。

可见在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极大的争议。

张斐点点头，道：“韩相公的意思，东流乃是行千年之故道，大量泥沙淤于河道，故至我朝水患不断，此非人祸，而是自然而成。若要坚守故道，应当是清除淤泥，可当下又对于淤泥，束手无策，故而应当离开故道，而治新道，也就是所谓的‘北流’之道。”

“正是如此。”

韩琦又道：“这因在河沙，若治故道，就应先治河沙，可不能头疼医脚，而当时掌管黄河河堤工料事务的李仲昌则主张先疏通六塔河，对黄河进行分水，然后将大河引归到‘横陇河道’，此谓之‘回河东流’。

而欧阳永叔则认为六塔河道不过五十步宽，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准确的预判，若堵商胡口，塞北流，而引水入六塔，河水必决于商湖口，后来朝廷未有采纳永叔之言，当真就在堵上商湖口的当晚，河水便又决于商胡口，引发巨大的灾难，唉，仁宗皇帝也因此下达‘罪己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