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关于吴国货币问题，在学术界有较大争议。迄今，考古界尚未发现吴国制造的金属货币。目前，以文献资料及出土文物来看，海贝、布帛两种作为货币用于市场交换，疑义不大。1982年，江苏丹徒磨盘墩西周晚期墓中出土了178枚海贝。这些海贝背部磨有小洞，可用绳穿，表明吴国极可能与周人货币制度一样，以“朋”（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为计算单位。又，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庆封奔亡至吴，“吴句余（吴王余昧，吴王僚父）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在外不得宰吾一邑。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文中用有“布帛”来代表“富”，表明布帛同样具有货币的功用。

[17]关于孙武在吴国隐居之地，文献中并无记载。明人冯梦龙编《东周列国志》，记孙武初来吴国，“隐于罗浮山之东”。据《嘉泰吴兴志》，罗浮山在长兴县（今浙江吴兴西北）东二十五里。因冯梦龙是吴地人，熟悉当地风土人情，这一说法极可能采自民间传说。而孙武隐居穹窿山，是近年来才冒出来的新说法，颇多争议，有学者明确作文指出为假，认为是地方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有意伪造。但从史籍记载来看，孙武与伍子胥相识，是因为二者住处相近，互闻声名而交往。伍子胥隐居之处虽无明确记载，但他表面退隐，暗中其实在为公子光谋事，且所图之事极为重大。如此，为行事方便，其住处必定离吴都王城（子城）不远。顺理成章，孙武住所也必在王城附近。从之后孙武献给吴王的兵书来看，亦可佐证此点——吴越结有世仇，孙武为使兵书更为吴王接受，直接在书中将越国作为对战方。如此明显而刻意地取悦吴王，急于进阶之心昭然若现，这样的男子，又怎会远离权力中枢之地？此为作者个人之浅见，无意涉及各方学术之争。本书写孙武隐居于穹窿山，也可只视为小说家之言。

[18]中国古代采用夏历纪年，因诞生于夏代，故称。它是世界上三大历法中历史最悠久、天体定标点最多的历法，以月亮的周期作为月长，又参考了二十四节气，所以是阴阳合历，又称农历。夏历将朔日定为每月的第一天，即初一。以建寅月（今农历一月）为正月（岁首，一年的第一个月），殷历以建丑月（今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历以建子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史称三正（zhēng）。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建亥月（夏历十月）为岁首，但不改正月。汉初沿袭秦制，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才由太史令司马迁主持改制，改建寅月为岁首。

[19] 城父：今安徽亳州谯城区东南城父镇。

[20] 宋国：都城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21]指周景王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公元前522—前520年）宋国华、向宗族之乱。宋国宋元公在位时处事不公，不守信义，私心很重，与宋国华、向二族交恶。公元前522年，华定、华亥、向宁（宋大夫向戌之子，著名的“向戌弭兵”即由向戌一手促成。向戌之女是鄅国国君夫人）首先向公室发难，诱杀宋室诸公子，并劫持宋元公。随后，双方互派人质，盟誓讲和。同年冬，宋元公在征得华氏宗主大司马华费遂（生有华貙、华多僚、华登三子）同意后，诛杀人质，攻打华氏、向氏。华定、华亥、向宁奔陈，华登奔吴。次年夏，留居国内的华氏发生内讧。御士华多僚向宋元公诬告其兄少司马华貙将接应华亥等人返国乱宋。宋元公信其言，与华费遂策划驱逐华貙。五月，华貙盛怒之下杀华多僚，劫持其父华费遂，召回华亥、向宁，发动叛乱。华氏占庐门（宋都商丘城郊之门），据南里（宋部商丘城内里名），宋元公率军据守郊外旧城桑林之门，双方相持不下。十月，华登带领吴军前来援助华氏。宋军与戍守宋地的齐军先发制人，败吴军于鸿口（今河南虞城境），俘二帅公子苦雂及偃州员。华登率吴军余部反攻，败宋、齐联军。宋元公欲弃师而逃，被厨人濮劝止。宋、齐联军重整旗鼓，采纳齐将乌枝鸣的建议，挑选精锐士卒，各持短剑，奋勇冲杀。厨人濮用裙子包着一个脑袋，扛在肩上跑：“杀死华登了！”由此搅乱华氏军，败华氏军于新里（今河南开封东），翟偻新、华妵脱下盔甲归附宋元公。十一月，晋、曹、齐、卫相继出兵救宋。联军连败华氏，将其围困于南里。因吴国军队已败，能挽救大局者只有楚国，华貙决定派华登到楚国请兵。华貙率战车15乘、步兵70人突出重围，在睢水岸边吃饭，哭着送走华登。送别华登后，华貙再次冲进重围，入南里固守待援。楚国一向以大国自居，接受了华登，同意出面干涉。公元前520年，楚平王派遣使者向宋元公施压，迫其释放赦免华氏。联军患楚出兵干预，遂释南里之围。华氏族党华亥、向宁、华定、华貙、华登等流亡至楚，宋内乱至此平息。

[22] 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

[23]子西亦同情异母兄弟太子建的遭遇，执掌楚国大权后，坚持迎太子建之子熊胜回到楚国，由此引发了另一场大风波。熊胜后人中更是出了一位比申公巫臣、伍子胥更狠更毒的将才拔城如山，杀人如水，神于用兵，所向无敌，这便是号称“人屠”的白起（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一人据二分之一），此为后话，后面再细表。

[24]据伍子胥《水战兵法》，“大翼”人员组成、武器配备如下：“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人，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

[25] 据《越绝书·逸文》所载船只长度，按先秦度制测算，“大翼”长约20.10米，“中翼”长约19.30米，“小翼”长约18米。至于吴王座船艅艎究竟有多长，不得而知。但仅据“大翼”的长度来看，吴国造船工艺之高，已远远领先于当世。又，艅艎名为吴王座船，但其实是水师指挥船，主帅也可以乘坐。为保障艅艎安全，吴军专门配有“疑船”，即将船只装扮成指挥船的模样，用以扰乱敌军视线，使敌人分不出真假。吴王亲征时，配备的“疑船”多达7艘；将军出征，则配有3艘“疑船”。当艅艎遭遇敌方攻击时，“疑船”也会主动出击。

[26]卑梁：今安徽天长西北。钟离：今安徽凤台东北。

[27]巢国：都城在今安徽合肥西北。位于吴国、楚国之间，号称“吴头楚尾”，是吴楚二国争夺的焦点，公元前518年为吴国公子光所灭，即发生在吴楚争桑事件后。

[28]州来：今安徽凤台。

[29]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

[30]晦日：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古代晦日不打仗，所以有说法云：“晦日用兵，兵法所忌。”

[31]春秋时，诸侯国遵循的“闻丧不伐”的原则，但吴国从不遵守。公元前560年，楚共王驾崩，楚康王（楚平王兄）即位，吴国发兵突袭楚国，但被楚军击败。

[32]盉（hé）：一种酒器，用青铜制成，多为圆口，腹部较大，三足或四足，用以温酒或调和酒水的浓淡。盛行于中国商代和西周。

[33]鬲（lì）：古代炊具，形状像鼎而足部中空，也用来盛饭、粥、汤等。

[34]豆：古代用以盛放食品的器皿，也作为礼器使用。基本形制是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形状像今高脚盘，大多数有盖。长握称“校”，握下圈足称“镫”。铺：另一种器皿，近似豆。

[35]剑大约创制于殷末周初之际。早期的剑都很短。西周时两军交战，以车战为主，远则弓箭对射，近则戈矛相接，用不上这样短小的剑，当时主要用来防身。春秋后期，吴越两国相继崛起，争霸于南方。两国均处于水网交错、丛林遍野的水乡，难以车战，步兵和水军遂成为吴越军队的主要兵种，剑成了军队的常规武器。所以，吴越两国都特别重视剑的生产，其铸剑技术也远远超过中原各国，成为中国古代的“宝剑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