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出生时，母亲便去世了，她见弟弟便欢喜不起来。弟弟生得好看，眉眼极像母亲，她也舍不得厌恶弟弟。

“父亲那时候是怎么认识母亲的？”

“是她来认识我的，在西洋人的教堂门口。”

父亲才讲了个开头，李伯就敲门来声，“老爷，有人找。”

父亲静阖双眼，食指中指并合着按揉太阳穴处，他的声音略带疲倦，“都这么晚了。”

“是张老板那边的。”

父亲睁了眼，对宋淑曼说：“淑曼，你先回自己房间吧。”

“遇上什么事了吗？”

“会有什么事，不就是生意合作之类的，不碍事，你先回去吧。”

宋淑曼走到走廊尽头处偷偷回头，什么也没见着，她心里惦记着那个故事，在西洋人的教堂门口。

宋淑曼好久没从别人嘴里听闻母亲了，时间长了，适应了就习惯了，今天偶然提起，才发觉她是这样地想念，思念堆积在心底，一点一滴，现在打开，都快满得溢出来了。

今晚有月亮，她就打开窗台看，母亲似月光的皎洁，温柔淌成水，在她的心头流过。

宋淑曼怕黑，雷雨天的小时候就躲在母亲的怀里，母亲揉着她的头，轻轻地唱着不知道歌名的曲。

“南呀三月雨，春呀不解情……”

歌声在床头飘着，贴着窗缝溜到外头，平息了风雨，钻进宋淑曼小小的梦里。

一连好几日的阴天，宋淑曼在家里读会计，都快坐得生了霉，好不容易遇上晴朗的天，就出了家门。

“周姐姐。”

“今天怎么来了？”

“天气好，在家待得闷。”

“我这还不是一样，换个地方闷着。”

宋淑曼走去窗边将窗打开，屋子明亮起来，她给宋淑曼倒茶，顺手拿了桌上的书给她，“青梅落下的书，她下次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若是有空，帮我带去还她一下。”

宋淑曼接过书来，在手里翻阅，指腹停留在书里夹杂着的稿纸，上面草草写着标题《月亮与山》，故事整整写了三页有余。

字迹是许青梅的，宋淑曼便开始看了起来，直到周汝递来干净手帕给她，周汝问道：“怎么突然哭了？”

宋淑曼擦拭着脸颊上的泪痕，她哭得很浅，眼泪从眼角无声息落下，宋淑曼试着扬起嘴角看着周汝回答：“这篇的结局太坏，看得我心都碎了。”

周汝覆住宋淑曼的手，她抚着宋淑曼的背，轻轻拍着，“讲得什么？”

“我念给你听。”

“那我坐着听你念。”

“农历己亥年的初冬……”

农历己亥年的初冬，冬青路过街转角那家西洋人开的乐器行，她伫立在落地窗的玻璃钱看橱窗内摆着的小提琴，插在口袋里的手拽紧了今早客人给的小费，可怜的几个铜币。

她安慰自己，不过是几根弦绑在木头上，和她的琵琶没有什么不同。

冬青不知道，小提琴不是用指尖弹奏的，可是只有上层人士去的音乐会才见得到小提琴。

同一年的初冬，春生背着她的小提琴和装着旧衣裳的包裹离了故土，从南方买了一张单程的火车票，一路向着北驶去。她在那时候最繁华的地方下了车，那里是上海，连空气里都混着洋气。

春生在上海的街角游荡，每一次进店铺都要拾起破碎而廉价的自尊心，低声下气地问还收不收人，然后又被人家请出来。

她的声音太小，眼神低到脚尖去，忙活的事一多，谁都不愿意搭理一个看着像离家出走的小姑娘。

起初几天春生住在旅馆里，房间越住越小，脏乱又喧嚣。她睡眠浅，墙的另一头总是在半夜闹腾，震得她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

春生下床来，她的房间没有窗，她就坐在地板上，倚着床边，想窗外的月亮。

第二日天明，春生背着她的小提琴去了家乐器行，乐器行的老板非说这琴音色不好，她争论不下，气红了脸颊，却还是低价当了她那把小提琴。

后来她再路过时，她的小提琴被老板挂在了橱窗处，有个女孩直勾勾地盯着那把她的琴。

“你也喜欢小提琴吗？”

春生摇了摇头，这把小提琴对于她而言已经是累赘了，和她过去的生活一样，她必须贩卖，才能忘记从前的生活。

“你看上去不像本地人。”

“我从东南来的，才来这里几天。”

“我也是南方来的！十二岁到这儿来，她们说上海好风光，我就来看。”

是啊，上海好风光。她住在几平的小小地下室里，哪看得见什么好风光。

冬青是乡下来的，她母亲说父亲是大城市的人，是受过高教育的，她没见过父亲，就想来找，到上海落了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