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听伊万这么诚恳地说了一大段，越发觉得内心有愧，点了点头没接话，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王耀暗叹何局长对人心的看法老道。苏共内部有规定不能对当地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伊万不是多嘴的人，这种话是绝不会和别人说的。但正因为他信任王耀，谈到相关的话题时，伊万从不刻意避讳。自己方才的问话打探意味如此明显，伊万也没有怀疑，全部坦诚相告。反观自己，他刚才还因为不愿意对赵书记被罢职一事发表看法而撒了个小谎，两相对比更是羞愧。

但最让王耀感到害怕的是自己竟脱口问了出来。什么时候开始，他对这种不光彩的事情都养成习惯了？一开始打探这种事时王耀总是很忐忑，生怕伊万听出其中的探究而生气，或是礼貌地表示他不能谈这些。但几次伊万都没有质疑，他也就渐渐大胆起来，现在竟然习惯成自然。

王耀对这样的变化既鄙夷又害怕。这算是什么呢？伊万愿意和他谈是因为信任他、将他当做朋友。他利用伊万的信任，诱使他违反纪律，这怎么能说得通！他是这样没良心的人吗，要是伊万将来知道了又该怎么办？

他又觉得这么做对不起伊万，也对不起所有苏联来的专家同志。几个月来，从与伊万的交谈中，他只是越发感受到苏联专家们对中国的热情。他们为了帮助中国而来到这里，却平白受到怀疑和监视，更是说不通。

即使非得这么做不可，王耀也感到他自己并没有资格。他在心里同情赵书记，那不就也是右倾分子吗？当他问伊万看法的时候，难道他希望苏联专家们赞成反右倾运动吗？那难道希望他们反对吗？

就比如说伊万今天的话该不该告诉何局长呢？如果原话报给他，不知道上面会怎么理解，但王耀觉得伊万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生产混乱，厂里职工的抱怨他听得也不少，为什么苏联专家们就不能有意见？如果以此为凭据，说苏联专家反对中国的政策，也太荒谬了。

眼见到了八月底，周末何局长又该打电话来了。专家局对翻译的工作情况很少直接过问，只要年末交一份述职报告即可，加上造船厂离市中心远，两人见面比较麻烦。一开始何局长到厂里来过几次，名义上是跟进伊万学习拼音这件事，但也不少长久之计，后来就改成电话联系了。

何局长和王耀约定每两周打一次电话。伊万周六下午要去市里开党组会，一般晚饭后才回来，何局长就在这段时间里打电话到伊万的办公室。

王耀心里矛盾，连着几天坐立难安。其实他早就不想继续向何局长汇报了。

何局长也未必有多高明。他只想到让王耀关心伊万、好让伊万信任他，却忽视了人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两人的关系越亲近、伊万对王耀越是信任，王耀也越不忍心欺骗伊万。之前他为的是自己所做的事情对国家有意义，即使歉疚也还得做；但是一旦开始动摇、开始质疑，他就再难说服自己做下去了。

周六的时候何局长照常来了电话，王耀开门见山地告诉何局长，请他以后不要再为这件事联系自己。他给了两个理由，一是他认为这么做违反国家对苏联专家的一贯政策，对专家很不尊重；二是监视伊万没有意义。伊万年纪轻、没有党内职务，一向又只和家人通信，他的观点代表不了整个专家群体。

何局长对王耀突然这么说感到很吃惊，倒也不着急，耐心地问王耀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顾虑。王耀又把之前的理由重复了一遍，不肯承认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何局长便开始给王耀做思想工作，说了许多为什么专家局需要了解专家们的想法，这个工作如何重要。又说王耀进展顺利，要是他不配合的话对专家局而言是很大的损失。

何局长娓娓道来，说得极为恳切。王耀敷衍着何局长，心里又因为对方的话，为自己不负责的做法感到歉疚。他原本确实下了很大的决心，可他从来都是心软禁不住说，尤其受不住这种正义凛然的说辞。

但他又想到伊万，想到自己如何对不起他。他拽着电话线犹豫，做出最后的让步：“我可以报告伊万的日常活动，只要不涉及政治方面。”

何局长有些苦闷地从鼻子里重重呼出一口气，介于叹和哼之间，泄露了他试图掩饰的恼怒。但他很快收敛了这点不悦，仍旧不疾不徐地说：“小王同志，如果你坚持这样，我也不能逼你，只能向上面转述你的立场，但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是组织托付给你的任务，你不仅考虑你自己、考虑国家，也该考虑你的家庭和朋友。你还年轻很不懂事，但大事上可不能犯错误啊，否则将来一辈子都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