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记五十多岁的人了，这样边哭边骂自己，王耀在下面看着实在不忍。赵书记和他父亲都是建国后第一批来厂里的，在厂里待了快十年，平时处事圆滑、很会做人，和厂里领导群众关系都好。那么体面的一个人，如今竟到这个地步。

赵书记说完了，再由其他同志对其进行批判。先是支部的所有委员轮流发言，没有一个为赵书记说话，尤其是邢主任的话说得很过分。他不仅从思想上对赵书记进行批评，更恶意地说：“我看他政治上很有问题，很可能就是和四人反党集团相互勾结。”

王主任也是支部委员。轮到他发言的时候，王耀心里又是紧张又是期待。他记得父亲之前在家是支持赵书记的做法的，一方面他希望父亲能说句公道话，又怕若是真这么说会有什么后果。但父亲一开口就是“赵宝丘同志确实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在一段时间内给我们的思想也造成很大的困惑，进而影响到了厂里的生产…”，之前所有复杂的心情一下子落了地，被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取代。

王耀借着去卫生间出去避了一会儿，回来之后坐到了最后一排，没想到刚坐下就发现旁边正是赵书记的儿子赵立人。王主任还没说完，两个人对视一眼彼此都有些尴尬，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再后面是自由发言，其余的党员同志主动发言，听来听去都是批评赵书记的，从头到脚一点细节都不放过。王耀偷偷看了一眼赵立人，他苍白着脸，时不时飞快地看一眼站在台上的赵书记，就又低下头去，看起来极为不安。王耀本以为他会起来帮赵书记说点什么，但直到结束了也没有。

父亲显然心情也不好，散会的时候没和别的厂领导一起走，而是和王耀一起慢慢走在人群的后头。王耀略带责怪地对父亲说：“我原本以为你会替赵书记说两句。”

父亲看了他一眼，唏嘘道：“已经不是‘赵书记’了，以后就是‘赵宝丘同志’了。”王耀默然，父亲又接着说，“我要替他说什么，就该陪他被批判了。形势比人强，反右倾是中央定下来的，不是几个人说几句话有用的。今天没人替他说话才叫好。”

王耀不解，问：“为什么这样反而好了？”

父亲解释道：“批评得越凶，越说明他没团伙，也就是说厂里没有反党集团。现在的处理算是轻的了，要是真被定性成反党集团，就不是开几次批判会这么简单了——到时候遭殃的也不止老赵一个人。现在事情尚有余地，老赵反思检讨，争取到此为止。大不了从头干起，以后夹着尾巴做人。”

王耀知道父亲说得在理，但是心里还是迈不过这个坎，嘟哝着说：“之前厂里很多人不都是赞成赵伯伯的想法吗？如今所有事都推到他一人头上，太不公平了。”这话虽然是问句，其实不过是在牢骚抱怨罢了。

父亲无奈地摇头叹气：“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这是他走的一步险棋，不管赢了输了都得他自己担。”

02

第二天王耀顶着一对黑眼圈去了厂里。

昨晚回家之后他一直想着赵书记的事，还有所谓的反右倾运动，一切都让他感到很困惑。他觉得赵书记没错，为什么做对的事情要被这么严厉地批判？还是说同情赵书记的自己也是个右倾分子，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去？

这段时间以来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第一次让他对自己、对党产生了怀疑。但他的怀疑既不够彻底又不够决绝，他不敢也不愿意去想得太深，这种不彻底让他更彷徨了。

想到赵书记在台上哭的样子，还有赵立人惊惶失措的样子。这一切像扎在他心上的尖刺，他睡不着了。

伊万见他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问他怎么回事。王耀告诉伊万昨天赵书记被撤职的事情，还有批判会上一些情况。因为不好说自己对这些事的看法，只推说昨天会开到太迟所以睡得晚了。

伊万听了便皱眉，气呼呼地站起来，说：“耀，你跟我去找刘厂长请个假。反正待在这里也没事干，你干脆回家去睡觉。”

王耀赶紧拉住伊万，说：“请什么假呀？哪能因为这么点小事旷工！”

“那他们为了一点小事开会到那么迟！”伊万带着怒气甩开王耀的手，“厂里现在就是在瞎干。前段时间赵书记好不容易改好了一点，没多久又改回去了，现在还要撤他的职。我们来是为了搞建设，既然发挥不了作用，还不如回苏联！”

王耀脱口而出，问他：“别的专家也会这么想吗？”等说完才反应过来自己问了什么，顿时懊悔不已。

伊万没有多心，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也是也不是吧。其实最近各个单位里不重视我们的情形很普遍，不少同志有些抱怨的话，觉得工作环境远不如前几年了。”他又笑了一下，“不过会这么说也是因为想在中国做出更多贡献，我刚才的话也是。耀，你真的不用回去休息一下吗？…好吧，你说不要那就算了。”伊万坐回来，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怀念地说，“如果还像早几年一样就好了。耀，你那时候还在学校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