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年暗忖：杨廷襄使了这样一条苦肉计，才得到蔡督军松口，可杨文庆那边，却不大能轻易说动呢。眼下只好跟李师长道声谢，说护送不必了，等杨廷襄伤势略微稳定，便带杨文庆离开云南。

李师长说自己不善言辞，却很乐意和令年闲话家常，“于小姐，我并没有留过洋，也没上过几天私塾，但你看，我是否也有一点文明的风度？”

令年说：“我觉得你和蔡督军都是很文明的人。因为你和蔡督军，我认为革命党最终会成功。”

李师长很高兴：“果真吗？”

令年见他算是个热忱的人，心里一动，说：“我来云南，还有件不算要紧的事情。我曾经在昆明丢失了一件翡翠玉牌，因为是家人所赐，所以想要把它再找回来。这块玉价值不菲，我想普通百姓家是不会私藏的，也许是流落到了哪一位太太的手上。不知道李师长听说过谁家得到这样一块玉吗？”

李师长一愣，笑道：“于小姐，我连翡翠和玛瑙都分不清的人，你这话可是把我问着了。你先稍坐，”叫一个老妈子来，把玉牌依照令年的说法，如此这般描述一番，叫她进内宅去问李太太，不多时，老妈子走回来，说李太太也不曾听说过。李师长道：“好的翡翠，大概都出自缅甸。在云南倒卖玉器的缅甸人是不少的。这块玉牌如于小姐所说，果真价值连城，那么我想不难打听到。于小姐可以在云南多待一些日子，我好派人到处去问一问。”

令年本来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便说：“多谢，不用麻烦了。”辞别了李师长，回到居所后，叫士兵去发一封电报给玉珠，告知她杨文庆获释，并且杨廷襄同意玉珠脱离杨家的消息，电报末尾，又添上一句：不知玉珠家里是否有收到自美国寄给她的信？把这件事情办妥后，令年的心情轻快了很多。谁知几天后，士兵拿着邮电局退回来的电报，说：查无此人。大约是地址写错了，或是那人搬走了。

令年一怔，把电报翻出来一核对，地址并没有写错，而家里的电话，自杨廷襄离开上海后，便停用了。这时，她心里已隐隐有了种不好的预感。她记得小佘老师是沪江大学的学生，忙请李师长帮忙借了督军府的电话，拨到沪江大学，问一位叫做佘志刚的男同学在吗？校方道：佘志刚在月前就已经办理了退学，说是要举家搬迁至内地。

令年放下电话，在那里坐了半晌，才回到医院。而杨廷襄正在那里同护士发脾气，因为他的伤口近日很不幸地有了化脓的迹象，护士埋怨道：因为你私底下喝酒，伤口怎么会好？杨廷襄骂道：放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喝酒？再说，难道酒不是消毒的吗？我正要你拿酒来给我消一消毒呢。一通胡搅蛮缠，把护士也给气跑了，杨廷襄将眼睛一翻，见令年皱眉站在一旁，杨廷襄道：“我又没死，你哭丧着脸做什么？”

令年心不在焉，隔了一会，才告诉他：“玉珠不在上海了。”

杨廷襄愣了半晌，悻悻地说：“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不稀奇。”他这时因为枪伤不好，心绪极差，简直有种心灰意冷的感觉，并没有察觉令年坐立不安那种异常的样子。之后，果然天不遂人愿，杨廷襄发了几次很危险的高热，并且由本地的西医勉强对他实施了一次开刀手术，清理了胸腔中的积液。等到伤情暂缓，已经是数月的时光过去了。杨廷襄之前曾屡次催促令年带小庆回上海，到不得不进行手术时，却对此闭口不提了。他原本体格是很健壮的，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胡子拉碴，面容消瘦，人也不像原来那样多话。只在无人时，望着窗子发了好一阵的呆，对令年说：“你先不要急着带小庆走，万一我死了，连替我抬棺材的人都没有。”

令年说：“你的伤在肩膀靠下一点，也没有伤及内脏，你不用说这种丧气的话。”

杨廷襄最近很阴阳怪气，说道：“你往自己身上开一枪试试。”

这种赌气的话，令年原本是不屑于回应的。但她这段时间日渐焦躁，失去了许多耐心，便埋怨道：“你不要想往我身上推。如果不是你自己酗酒抽烟，好好的怎么会发炎症？”

杨廷襄沉默了一会，说：“你不懂的，像一个男人，这样被关大半年，身上又有伤，是很容易被消磨精神，彻底堕落的。我抽烟，不过是需要点刺激而已。再这样下去，我不死也要疯了。我看，我和蔡是注定合不来的，我不是那种喜欢软刀子割肉的人。”

令年听他嘴上这样说，但心里恐怕也松动了，有了向革命党倒戈的想法。她说：“我前几天听说了一些消息，但现在，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