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人呼啦来了，又呼啦走了，玉珠如梦初醒，扶住令年手臂，小心地说：“这可不是天塌了嘛。偏偏老爷又不在，真是急死人。”

令年把玉珠的手挣开，快步追了出去，借着灯影，在巷口将正要启动的车子拦住，她从车门探进身子来，说：“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康年摇手道：“我要找的，都是警政界的人，你怎方便跟着我？家里现在乱得一锅粥，妈也吓倒了，你还是回家里去给她宽宽心。”

令年却很执拗，说：“有大嫂在家，妈那里不妨事的。”也钻进车子，坐在康年身侧。康年这会正心烦意乱，遂不和她赘言，拉上车门，便叫司机开车。夜色正浓，只偶尔有一盏人家门前挂的孤零零的风灯，透着昏黄的光，忽的打在车窗上。令年说：“杨金奎来上海后，一向都是个闲散人员，忽然被打发去湖南，不知道和二哥的案子有没有关系？”

康年道：“你是说，是窦指使的？”

令年摇头，“我也不知道，只是感觉……”

康年一哂，冷峻的双眸望着外头的夜色，说：“你二哥这个人，虽然做事情有些莽撞，又不听劝，但面子上还是过得去的，不会轻易和人结怨。况且以我们于家的家世，也没有几个人敢这样乱来。除了他，还能有谁？即便不是他，这么大的事，自然也是他首肯的。只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想要什么？”

令年道：“大哥你都不明白，那肯定不是争权，是为钱了。”

康年悻悻地说：“现在上海人谁不知道，我们于家早就今非昔比了，现在也就靠着银行那点生意，勉强过日子罢了。难不成咱们家哪里还藏着宝贝，连我都不知道，却落进别人的眼睛里了？”

令年默不作声。这时车子驶上了一段石子铺的路，车身微微摇晃着，抵达督军公署的咨议厅衙门，里头不见半点灯火，司机去摇了门，有个书办模样的人员出来应了几句，折返回去，却迟迟不再回来，令年道：“如果真是窦，找这些人也只会推诿罢了，不如去找黄警长，他和二哥有些私交。”

康年也只能暂且按捺火气，叫司机掉头。他想，于府里这会恐怕也是鸡飞狗跳，不能清清静静地说话，便径直来了于氏银行，于二楼签押房备了茶，捻亮电灯。不过片刻功夫，黄炳光便到了，连茶也顾不上接，便说：“大少爷，三小姐，你们不要急，我来的路上已经叫底下人去打听了，当务之急，先找到二少爷人在哪里。只要人没有事，其他的都好讲。”

令年茶还亲自端在手里，闻言一怔，说：“不是巡警局的人来带走的吗？还没过堂，难道他们敢滥用私刑？”

黄炳光心想，滥用私刑，甚而草菅人命，那都不过是寻常事。但见令年声音虽然还沉稳，面色却已经雪白了，便知道自己出言造次，忙道：“有大少爷的面子在，那自然是不会的。”他也望向康年，沉吟道：“不知道二少爷最近有得罪什么人吗？”

康年对黄炳光还未知底细，便摇了摇头。

三人默然坐着，那银行里的大掌柜也得知了消息，忧心忡忡地在门口盘桓，令年几番见他欲言又止的，便替他说道：“大哥，黄警长，前段时间，银行里有人闹过事的。”

黄炳光精神一振，忙道：“快说。”

大掌柜便将事由一一说来，黄炳光又追问那些闹事者的穿着打扮、面目形容，问得十分仔细。大掌柜道：“这些人频频来闹事，二少爷也没有说什么，还叫我们好声好气地招呼，我事后留意了些，这些人仿佛是什么帮派里的流氓街痞，却不是官府里来的。二少爷平日都是在银行，也只结交正经朋友，何曾得罪过他们了？真正是天降横祸！”

康年心想，窦是从京城调来的上海，和这些本地的帮派流氓，是扯不上什么关系的。一时不得要领，只对大掌柜道：“知道了。”因见黄炳光来时行色匆匆，纽扣也没系好，擦汗时，还从衣襟里扯出一角水红绣花手帕，香风隐隐，便知道他是慌忙间从哪处香闺里赶来的，心里很是感激，说：“隔间有卧房，黄警长不如在里头小睡一会，再有两个钟头，天也就亮了。”

黄炳光精神抖擞，忙说不必，只将令年手里的冷茶一饮而尽，道了谢，说：“三小姐去歇着吧。”

令年没有推辞，走进这套间最里头的卧房。这房里陈设是很简单的，只有床，和几座壁橱，因此令年不必开灯，也毫无阻碍地走到了床前，坐了下来。外头亦悄无人声，她抱着双臂在寂静的夜色里坐了半晌，才想起来，把那个黄杨木雕老虎座的台灯揿开。灯光把案上照亮，见有一摞纸单子，一个银子打的外国烟匣，还有一条蓝底细白格子的手绢随便丢在那里。令年把手绢拿起来闻了闻，没有什么脂粉香气，遂放了心，把它仔仔细细地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