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在当时是个新鲜玩意，能上电视更是个新鲜事。我们的“生意“很好，除了镇政府的宣传报道活动是免费的，其他单位都是有偿服务，创收解决了站里经费不足的问题，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错。每一周我们汇总编辑一期本镇新闻，稿件录音既作为广播新闻播出，又可以作为电视新闻的解说词，一录双用。每周的电视新闻，都有我的片头口播镜头，我是全镇出镜最多的人。

我的时间很宝贵，除了日常工作，自考学习同样不能耽误，花了费用就要好好学，只有学得扎实才能顺利完成所有科目考试。每次去县城参加自学考试，我都会抽空去县电台拜访何老师，向他讨教播音知识与技巧。何老师对我的指导很细致和耐心，他说播音这一行，嗓音条件是门槛，也属于先天性的条件，后天是没法弥补的。按通俗话来讲，这是爹娘给我的“一碗饭”，给了我一副好嗓音，适合干播音这一行。

何老师对我未来的发展走向，也给出了建议。他说，全国招考和培养播音员的大学，只有北京广播学院这一所学校（现更名中国传媒大学），一年就一个班，学生毕业后都是分配到省级和大中型城市的电台或电视台，一般地区台和县级台的播音员只能从社会上挑选招收，女播音员相对容易招到，男播音员比较难找。不过，县级台的播音员一般不会把这个岗位当作终身职业，到了一定年龄后，会转行到文字编辑。所以他给予我的希望是：勤奋学习不断提高播音专业水平，今后能调到县电台接他的班。

二十三

我的图像不时出现在电视上，声音经常回响有线广播里，我成了通镇的小名人。记得有一次上街买点生活用品，忘了带钱，商店售货员对我说：“你先拿去吧，过后再来付钱，你是播音员，不会赖账，也跑不了，全镇就你一个，好找。”和郭师傅去到乡下拍摄新闻报道，附近的村民总爱围着我看，像在观赏一件稀奇“物品”。在他们眼里，播音员是神秘的，让人羡慕的。

如今，这种职业的光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渐渐褪去，人人都可以当主播，什么网红、直播一抓一大把，看得多了，看得烦了，都懒得搭理和关注了。我有幸在那个年代从事了这份美好的职业，一直都在带给我美好的回忆。

刘站长是通镇土生土长的人，朋友多饭局多，有时会带我着我一块出去吃饭，因为我能给他“长脸”。我的名气比他大，但是归他管，是他下属，吃饭时我坐在他身边，帮忙端茶敬酒，刘站长很有面子，而我能够有机会做点小事感恩刘站长，也很荣幸。我在想，假如刘站长当初遵从个别镇领导的意见，也极力偏向选定企管会的那位女孩当播音员，那他的答谢酒宴都会吃不完，估计吃了喝了人家还有礼品相送，同时个别镇领导也会对他更加尊重和好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是好人！在基层这样的环境里，能做到公正无私、抱诚守真，委实不易，我没有经济能力和背景关系，报答刘站长的公正之情，即使他不在乎这些或者根本就不图我什么，我还是觉得内疚。向他的朋友们敬酒，帮他代酒，能给他带来情感上的自豪和愉悦，我的心情多少会舒缓一些。

为此，郭师傅几次提醒刘站长，让他尽量少带我出去喝酒，播音员要爱护嗓子的，辛辣的食物和酒水要少吃少喝。刘站长不以为然，强调县电台的行家都说了，小刘的嗓音是天生的，没那么娇贵，没事的。后来，郭师傅多半安排我晚上值机，我下午的晚饭就只能在食堂吃了，刘站长由此对郭师傅有了一点看法。因为我的“嗓子”让他们产生了一丝间隙，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劝解。

端着父母给的“饭碗”，我感到温暖的同时也觉得沉重，我会不断忆起九泉之下的父亲，他的有生之年虽然没有为我创造任何物质条件，但我的嗓音就是他给予我的“财富”。

幼年丧父，我是不幸的；具备天生的播音条件，我是幸运的。世间所有的父母都是伟大的，他们“塑造”了孩子们的肌肤、容颜、声音、情感、思想……这已经足够了，漫漫人生路还得靠我们自己的双腿跋涉前行。我们不能一味地奢求父母，永远是自己头上的一片天、脚下的一块地，他们终究会老去，或许还享受不到我们长大成人后的喜悦，就如我一样，父亲没吃过的菜我吃过、父亲没喝过的酒我喝过、父亲没抽过的烟我抽过……父亲没见过电视，不知道播音员与社员有什么区别，更无法想象我还能随着看不见的电波，走进千家万户，我多想和他有所分享，可是“亲不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