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上级有规定，领导人职位变动不能带身边工作人员随任，马伯略是不可能带着周天风一起上任的。

政治风云波谲云诡，事情的发展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当马伯略在解放战争中和解放初期的顶头上司被公开地、大规模地批斗时，马伯略的政治生命似乎也走到了尽头。

更具戏剧性的是，就在红卫兵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生力军」、「急先锋」的时候，就在打了鸡血似的红卫兵头目准备拿马省长「开刀」的时候，马伯略突发重疾，没几天时间就在北京的医院里病逝了。

这让精心筹备了很久的红卫兵小将们很不甘心，他们决定对与马伯略有关的还活着的人下手。

跟马伯略有几十年交情的糜传家当然首当其冲。

周天风搜肠刮肚琢磨了很长时间，最后给红卫兵提供了马伯略和糜传家当年与土匪合作的情事和为筹措军费低买高卖等「投机倒把」的细节。

糜传家因为沾上了土匪，就变成了阶级敌人，因为投机倒把就成为资产阶级。

一下子，糜传家就由教育的对象变成了专政的对象，批斗「规格」的上升是必然的，身心的伤害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人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口口声声讲「革命」，其实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的红卫兵，糜老先生还是表现的太过天真了。

他以为，只要全面真实地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讲明白，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哪里知道，那些靠着「断章取义」领会精神、寻找证据的「革命小将」，只会截取那些能佐证他们结论的证据来做文章。

一时间，糜传家土匪、恶霸、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越戴越高，越戴越具体了。

事情发生彻底的逆转是在当年盛夏。

一条东西横贯梁州的战备铁路正在最高层的关注下高强度地快速建设着。

要知道，虽然当时的铁路建设者被称为铁路工人，但其实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农民。

不管他们被派到哪里去当铁路工人，他们的劳动报酬依然是靠原来的生产队记工分来体现的。

菊花岭的农民被派到了离家仅有三十余公里的汉江下游的茶镇去筑路。

这些农民离开家三十公里就变身成了铁路工人，心态上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革命小将们无知者无畏的劲头。

一时间，人人想「放卫星」，个个要冲高产。特别是当汉江的主汛期来临之时，本来主河道是到了禁航的时期，而革命小将们认为大风大浪正是锤炼革命本领、磨练革命意志的大好时机，坚持要从菊花岭码头向茶镇码头运石料。

已经被限制言论自由的糜传家冒着「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罪名的风险，苦口婆心地劝啊、说啊、阻止啊，实在没法劝阻这些狂妄的年轻人，他甚至还放下身段请求自己曾经发誓不与其为伍的革委会副主任来阻止这项危险的行动。

可是，糜传家这个与江河运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长者并没有说服无畏的红卫兵小将们。

一切努力都白费之后，糜传家只好与杨典常、李彪几个老把式商量用最原始的法子来保护和挽救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娃们。

糜传家和杨典常、李彪都非常肯定，在这样的洪水面前，任何船把式是不可能平安渡过菊花岭下游一公里处的老虎滩的。

一旦翻船，满船的石料瞬间就沉底了，船本身不可预知，人是一定会随波逐流的。

很多年前，菊花岭的人们已经用拦阻绳、阻拦网在这里营救过很多不识汉江习性的船工的命。

只是近些年，由于菊花岭码头的废弃，这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没人用了，年轻人也基本没有人会用这种方法了。

几个老伙计一合计，决定联络一群自家的子弟，连夜制作拦阻绳网，尽可能地减少由无知的冒进带来的伤亡。

拦阻绳网就是用两根粗壮的缆绳横跨江面，两根缆绳之间布上结实的绳网。

把两根缆绳的一头固定在江边的大树根或巨石上，另一端的两根绳头则以活扣拴在对岸江边的大树上。

如果经过老虎滩的船只顺利通过，就放长活扣，让缆绳和网沉入江底，放船继续航行。

如果出现翻船、沉船事故，则收紧活扣绳头。当落水的船员漂流到阻拦绳网跟前时，就可抓住缆绳或被绳网拦住而获救。

糜传家知道，这一切都只能悄悄地进行，公开架设一定会被拒绝的。

老哥几个带着自家的子弟连夜在这段相对平缓的满面上架设好阻拦绳网后，赶在第二天他们装船起航前，带着其他救生装备埋伏在缆绳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