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对糜菀佳来说，对明如星的熟悉程度甚至比亲姐姐糜腊佳还要多一些，她当然可以尽情地发挥，尽情地显摆，把最真实的延安、最生动的延安，把延安所代表的精神真谛展示给媒体人，进而展示给公众。

糜腊佳和明如星都常驻过西安，虽然和国共双方驻地的高层没有直接的来往。

但是，凭借《民醒报》的影响力，他们在延安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

一路之上行动虽然并不是特别顺利，可沿途关卡并没有过多地为难他们。

为了保持中立性，糜腊佳专门给妹妹叮嘱不许安排官方的迎接和送行，采访过程中拜会的官员层级越高越好，越多越好，但是要允许他们自主提问。

对于重大事件要允许他们采访不同的当事人，特别是意见相左的亲历者。要允许他们直接和普通百姓接触。等等……

对于这样的要求，糜菀佳虽然不是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但是，她只用一句话就让姐姐彻底放心了：“在延安最困难的时期，连外国记者和美国军人都可以随便看、到处转，难道现在形势好了，当局还会对自己同胞的媒体设那么多的限制吗？”

糜腊佳和明如星并没有直接进入延安城，而是先到了糜菀佳和黄满铤的驻地杨家岭。

等候在那里的几乎都是熟人，除了媒体界的朋友之外，还有就是当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人员。

一见面，自然少不了握手、拥抱、寒暄。在得知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任务，只是想得到政府军清剿后延安的真实情况和下一步的打算，大家纷纷出主意，或建议他们去哪里看，或推荐他们去采访谁，有的甚至给他们带来了图片和资料。

糜腊佳和明如星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和高层建立联系，让明如星今后长期跟随首脑机关行动，以便做出客观报道。

《民醒报》的决策者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决定未来中国走向的大对决即将上演，作为媒体，他们不想错过记录可能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变化最剧烈、最波澜壮阔历史的机会，而他们办报宗旨之中，非常看重客观、中立和第一手材料。

因此，此行之中，能拿到具体新闻更好，更重要的是要谈妥明如星今后的跟踪采访报道。

糜腊佳和明如星的行程主要还是由糜菀佳陪同的，和延安方面新闻主管部门的协商处在半秘密状态。

双方讨论的重点，是要把新闻和军事机密区别开来，把政治、军事行动和政治、军事成果区别开来。

最艰难的是要把《民醒报》秉持的客观、中立立场和延安当局要求的「口径一致」统一起来的问题。

在得知所谓的「口径一致」是指重要政策的表述、重大问题的提法，并不是指具体事件的说法时，糜腊佳进行了非原则性妥协，明如星公开以《民醒报》记者身份伴随采访的愿望初步达成。

根据行前总编辑的要求，糜腊佳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广泛接触在延安的文学艺术界人士，希望她说服那些以笔为枪的文艺界人士，能把反映抗日战争历史和目前火热的战斗生活中不太好或者不能直接报道的人和事，用文艺作品的方式记录和描写出来。

因为在《民醒报》的名下，还有一份非常有影响力的《文艺》副刊，迫切需要大量深层次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滔天罪行的作品，迫切需要大量真实反映战后广大人民渴望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鲜活文艺作品。

而这正是聚集于延安，而没有足够的平台表达心声的进步作家群的心愿，双方一拍即合。

当然，这与此前若干年来，《民醒报》在香港、桂林与他们中的大多数有过良好的合作不无关系。

与高层见面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因为，此刻延安聚集了大批国内外媒体的记者和观察员，其中夹杂着各种势力媒体的代表，甚至不乏居心叵测的特务、间谍。

而一直站在中国人民爱国抗日力量一侧的《民醒报》，延安方面的高层，不仅答应糜腊佳和明如星会及时向他们通报重大方针政策调整、重大事件内幕，也有可能请他们事先披露一些设想性、预判性、试探性消息和方案，以观察民意、征询各界意见、搜集社会反应，保证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这当然成为糜腊佳和明如星此行最大、也是最意外的收获。

此举也确立了糜腊佳和明如星在国内新闻界和他们所在的中立媒体与共产党关系中的独特地位。

大事出乎预料的圆满，让糜腊佳心情格外舒畅，她决定详细了解一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那不算太长但却极具戏剧性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