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传家对秦功璠说：“我在上海读了十几年书，一开始的时候学校就在法租界里。说老实话，呆的时间久了，我对租界的真实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我们在这里从事相关工作，一定不能戴有色眼镜，既要善于发现日本人的小动作，又不能把他们正常的管理和生活看的太复杂了，更不能草木皆兵。

“民国之后，一些爱国青年一提到租界，就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列强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

但是，真相并非如此，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并没有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

其实租界的最初开辟，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

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

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就是到了民国，北洋政府也给洋人划过、扩展过租界。”

秦功璠接过传家的话说：“我们还必须要知道，洋人租用大清国乃至中华民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而且地价还是双方商定的，并不是列强单方面拍脑袋决定的。”

糜传家继续说道：“我们还必须要面对一个比租界本身更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国人对租界的趋之若鹜。

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租界内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

就连中华民国黎元洪的中央政府也曾经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

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里挤。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笑话，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明如星深有感触地说：“你们两位刚才说的这两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澄清，没有到过租界的人，都以为租界是帝国主义欺负、迫害中国人民的地方。

其实，恰恰相反，租界是我走过的中国领土上法治最为清明的地方。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要依照条约送交我国政府处理的。

这和我们警匪一家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我们还必须清楚，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行政管理权和司法主权，对老百姓，特别是社会底层的民众则是有利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租界内的任何行动既要在管辖国的法律范围内行事，又要顾及老百姓的利益和感受。不然，我们不仅搞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还可能里外不是人。”

在他们三人各自就租界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互相提醒后，秦功璠若有所思地说：“真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咱们这么一凑，至少我心里知道了要在上海这十里洋场行事，务必慎之又慎。”

糜传家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与日本的斗争肯定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不做，也不能操之过急。从这两天我们介入的情况看，要想在上海取得点对点的实质性突破非常困难。

但是，上海肯定是个情况集散地，绝不能放松，更不能放弃。

眼下，功璠要争取在杭州有所作为。可先以小野寺父女为突破口，逐渐向杭州日租界渗透，以学成的武士和高中毕业生为重点，和他们交朋友，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循序渐进，要学会从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点滴信息中提取情报，学会整理日本国和日本军队的动态性情报，学会怎样让有关方面利用我们的情报，争取有所作为。”

离开上海，两位妈妈当然是最称心的，明如月、秦若兰是最开心的，秦功璠和明如星是最揪心的，糜传家既是最放心的、又是最担心的。

不过，糜传家担心的和秦功璠、明如星揪心的是同一件事。

第26章 《故乡明月》（第六十四——六十五节）

——六十四——

秦功璠、明如星回到杭州的当天，钱悦成也带着两名绣女赶到了。

钱悦成生性胆小懦弱，尤其是有了家、有了老婆孩子之后。

从情感上说，他是不太愿意做和服的，特别是直接为日本女人做。

这一点糜传家事先是想到了的。他专门交待秦功璠，要多从生意的角度去和钱说沟通，实在不行，除了量体、试装，尽量不让他直接和日本人接触。

但是，如果能做通他的思想工作就再好不过了，毕竟今后会经常和日本人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