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糜腊佳发现《新青年》成了一个叫「共产主义小组」的公开刊物，那些她曾经神交已久的声名赫赫的人物，一个个都成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领导人或亲密伙伴。

她开始研究国民党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国家观、社会观、民众观，她不能完全把这两个党派区分开来，但她明显地感受到了不一样。

当学法文的她得到了两本中文、法文对照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时候，她对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信心动摇了。

她不知道怎样面对为之奋斗过的爷爷和爸爸，她不知道怎样和追求她的秦功璠说清楚自己的想法。

她要再往前走走看看，她要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她这个出身在有产阶级家庭的小姐，似乎和共产主义小组的无产阶级属性格格不入，但她知道的陈独秀、李大钊也都是出生在有产阶级家庭。

她在心理上是向往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有一点她是清楚的，她要为民众、为国家做点事。她作了一个小决定，要在学校里宣传三民主义，也要宣传那个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

糜腊佳知道，现在能与她交流和辩论的人只有三个，一个是自己的父亲糜海仓，一个是自己的哥哥糜传家，还有一个是和她有相似的人生理想和目标，对时局的变化同样高度关注的她的追求者秦功璠。

糜腊佳与秦功璠的交流是深入的。他们从鸦片战争谈到甲午战争，从明治维新谈到戊戌变法，从《南京条约》谈到《二十一条》，从巴黎和会谈到《凡尔赛和约》……

当然，他们更多地是在讨论《中国国民党规约》和《共产党宣言》。

他们都立下志向，要为民众觉醒、民族独立做些事情。只是在怎样处理与家庭的关系、自己将来要建立怎样的家庭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有了比较尖锐的对立。

秦功璠认为，自己的家庭也是社会的组织部分，家庭独立是个人独立的基础。

有产阶级的财产如果拿来支持革命，那财产越多越好，怎么可以根据财产的多少来划分阶级呢？

要根据人的思想水平和道德良知来划分阶级。自己将来就是要进一步发展秦家的产业，实业报国。

他厌恶动辄舞枪弄炮、喊打喊杀的暴力革命，他认为一切都能够用经济的手段，通过改良来实现。

他觉得，妇女解放的理念是正确的，但毕竟男女有别，女人就是应该把心思和工作的重心放在家庭上，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女人的第一责任就是为革命和实业培育接班人、劳动力。

糜腊佳感知到了她内心深处不能接纳秦功璠的可能的原因，她知道他们在观念上没有多少完全对立的成分，她也找不到太有说服力的理由来驳斥他。

但是，她隐约感受到了他的软弱、他的犹豫、他的妥协，至少他对旧制度中所谓合理成分是留恋的、坚守的。

而她从那些她仰慕的时代领袖那里得到的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办法，是要干净、彻底、毫不留情地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

这一切似乎都是可以讨论和商榷的。但是，关于妇女解放和家庭理念，成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鸿沟。

糜腊佳心中妇女的解放是干净、彻底的解放，她承认男女的差别，但她不认为女人生来就要围绕三尺灶台，更拒绝成为生育的机器。

她甚至想到了如果和秦功璠组成家庭，会是多么惨淡的人生。

两个思想自由的年轻人，把想到的都说出来了，把想说的都说明白了。

他们相互明白对方的心思，他们可以成为朋友、辩友、战友，但真的不能成为伴侣。

他们依然深爱着对方，只是，这爱是超越世俗的，这爱是超越男女的。

秦功璠很快成为中国国民党的青年才俊，而糜腊佳则陷入了更深的迷茫、有时甚至会陷入恐慌之中。

1926年，已经成为上海国立小学堂老师的糜腊佳，在3月号的《新青年》上，拜读了了共产党人瞿秋白先生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之分析》，她被这篇有调查研究、有数据支撑的时政论文深深吸引了，她反反复复地研究着，她感觉这分析中是有具体的人和事的。

她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父亲，找到了马伯韬、来辉斌，当然也找到了秦功璠。

她急切地要回到冉州去和父亲讨论这一重大问题。

糜海仓是搞实业的，他对时局变化最真切的体会就是生意的进展和政府的效率。

女儿提出的问题他都感受到了，他不能在现实中为女儿提供答案，但他与女儿有同样的担心，那就是国民革命似乎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初衷，受益的不是广大民众，既得利益方从原来由皇亲国戚、朝廷命官变成了新权贵阶层和洋人的代理买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