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只有我最合适跟他干这个事情。

此后的很多天，我和大师便忙着拉面馆的开张，基本上都是大师做阵指挥，运筹帷幄，我东奔西走，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

在我们的拉面馆开业之前，更具体地说，是在我刚刚以“得了阑尾炎，需做切割手术”的理由成功地向主管请了三个月的长假之后，我的一些同事们为了表示对我这个“病人”的同情与怜悯，在湖南菜馆点了一桌鸡鸭鱼肉，然后郑重其事地通知我，要我务必赏个光，“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否则“以后不认得你哟。”

看来，我是非去不可了。

我很能理解同事们对我的温暖关怀，可是我并未从内心深处去感动，因为我觉得理所当然，就像领导干部慰问下岗工人一样，都是应该做的。

我满心欢喜地到了约定的地点。我看到包间的门窗紧闭，心想莫不是他们在耍我。我轻轻地推开门，里面一团漆黑。

我喊道：“春哥，人呢，跟我玩躲猫猫吗――”

我又喊道：“老九，你个大傻叉，赶紧出来！我可怕黑啊――”

都没有人回应。我觉得奇怪，刚一转身，包房内的灯光全亮了，恍如白昼，刺得我快要睁不开眼睛。我听到满屋子里人的笑声，我知道，这些都是我的同事们。他们太可爱了，想给我个惊喜也不用搞得这么悬疑嘛。

强烈建议他们去写小说，没准能成为第二个蔡俊或者尾鱼。

春哥老九都在，线上的一些女孩子也捧场来了。实不相瞒，我们D线全线上下大概有六十来人，男生十几个，其余都是女生，可见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在线上，男孩子们都成了宝贝，大熊猫一样被宠着惯着，平时都张扬跋扈牛得不行，不过，干那些又重又脏的体力活，没有男生还是不成的。

我对女同事们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感激，没想到他们还记得世界上有吕树这么一个人。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异性的青睐，凡夫俗子如吕树者，莫能例外。这次的饭桌上有女性出现，我已经感到大大地欣慰了。又不免生出一丝愧疚，毕竟我是装病，我骗了所有人。

唯一觉得遗憾的地方，这些女同事大都奇丑无比，不及小丁姑娘之万一。要么身材臃肿胖成水桶，要么脸上的青春痘层出不穷，咧开嘴笑的时候能清晰看到上下两排发黄的牙齿。更恐怖的是，她们一个个打小商量好了似的超级能吃，一直吃到今天走路都要互相搀扶才不至跌倒的成绩。她们都是喜欢怀旧的人，审美观还停留在唐宋时期。跟这些丑女们在一起，我居然对自己的相貌产生了自信。

男同事中，除了跟我比较熟的春哥和老九，还有三四个人，不过点头之交，但都听过我的大名，小说家云云，也仰慕而来了。我给他们一一敬酒，谢谢他们记得我。

我们喝的啤酒，白酒太烈，不适合年轻人。包厢内有一台点歌机，投币点唱的那种，几个女生酒量欠佳，拥在一块把歌唱。我们这边猜酒划拳，她们那边引吭高歌。但是说实在的，她们唱歌简直制造噪音，难听不说，还要把音响开到最大，整个屋子就像手机震动。

酒喝到醉而将倒的时候，哥几个兴致勃勃地神侃起来。我们抽着香烟，打着酒嗝，从东聊到西，从西聊到南，从南聊到北，再从北聊到东，最后由东作为起点，继续往下聊。

我们聊东。聊到了上海，东方明珠。我问他们对上海的印象，他们有的说上海女人很尖酸小气，有的说上海男人都很怕老婆，还有的说上海虽然比较发达，但真正有钱人并不是很多。他们反问我的看法，我说我没去过上海，只知道有两个写文章的上海人，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韩寒。

我们聊西。聊到了西藏。有人向往去西藏游玩，说那里空气清新纯净，没有污染，不像内地，空气里满是油烟的味道。还说西藏是天下最高的山脊，西藏的人民纯朴热情，这一点我无从反驳，因为小学课本里就传达过这些东西。

当然也有人说西藏的不好，乱，仗着天高皇帝远，以为中央政府管不着它，老是不安分地搞小动作。当地人的宗教信仰根深蒂固，达赖喇嘛假装是个吃干饭的，其实野心勃勃。因此怕死的不要去西藏。其实我对西藏一无所知，只知道摇滚歌手郑钧唱过一首《回到拉萨》的流行歌。

我们聊南。聊到了南方的新兴城市深圳。有人说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它才三十来岁嘛，这我知道，而且生活在这里的人，多半都是年轻人。当然年轻人里，几乎多是外来务工者。深圳1400多万人口里，流动人口就占了1200万。所以说深圳真正的主人应该是这些外地人，应该是我们。也有人说深圳繁荣起来以后，很多不健康的东西侵入了进来。这是必然的，因为它的开放，所吸收的东西必然泥沙具下鱼龙混珠。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过占主流地位的还是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