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车时已经是中午，江月按着信上的地址绕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病房。医院里各色皮肤的人来来往往，她被惨白的日光灯晃得有些难受，但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核对地址。

大概是病中精神不济给写错了，连护士小姐都找不到到底在哪里。

她想起来吟秋一贯最是聪明能干，英文西语都说得极好，从前教她背英文字母时，她要是背错了一个，吟秋那张秀丽的六角脸立马就沉了下来。

最后还是陆照年带着她找到的。

病房里很安静，两三张病床都空着，只有最里面靠窗的病床上像是躺着个人影，仪器滴滴答答轻声响着，那床单下人影的起伏还不如仪器上的线条来得曲折——她太瘦了。

江月一路上都在想见了面该怎么称呼。叫妈妈好像太过亲昵了，叫母亲又太书面，何况吟秋一贯不喜欢这套老规矩，最终她决定还是叫英文名好些。

亲近又不肉麻，换了种语言说出来，有种含蓄的直白。

但她还没来得及开口，沈吟秋已经翻身过来，望着两人，好半天才淡淡开口，“来了。”

她像是被针给扎了一下。

即使在病中，沈吟秋也收拾得极为妥当得体，像是预备着随时有人捧着鲜花来看望她——从前她在北平时就交友广泛，是各种舞会晚会上的明星，即使结婚后，大家还是追捧着管她叫“沈四小姐”。

沈吟秋一头短发烫成小卷儿，系了根姜黄的丝绸发带，蓬松堆在脑后，两弯眉毛镊得细细的，唇上搽了点唇膏，面色看起来倒还好。

江月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无外乎就是吟秋问几句，她回答几句，末了再问问她的病情。

“身体不舒服吗？”一直默默坐在她身边的陆照年握住她的手，低声问道。

见他淡色的眼睛望来，江月觉得这周遭的一切都变得难以忍受，她忽地站起身来，“抱歉，我去一下洗手间。”

两分钟后，她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两腿交叠，微微放松着绷得僵硬的脚跟。

母女俩上次见面还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她再也想不到两人还有见面的机会。

那时候她生病，手上没钱进医院看病，在宿舍里熬了几天，烧得人都迷迷糊糊，最后实在是觉得快死了，这才打了吟秋的电话。

在吟秋那套公寓里住了快半个月，她从没有这样快乐过。每天都有护士小姐来给她打吊水，她看着吊水一滴一滴地流进血管里，好像小时候生病时吟秋抱着她喂糖水一样。

大概是两三岁的时候，铁勺子沾了一点蜂蜜水，送到她嘴边来，她嫌弃那铁勺子有股腥气扭过头去不肯喝，吟秋就抱着她轻声哄，“月月乖，喝完糖水就好起来了……”

直到那天晚上，她做噩梦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就想也不想地掀开被子，赤脚跑出了房间。

吟秋的房门半掩着，只开了一盏床头灯，两人坐在床头。

她一直都知道吟秋有很多男朋友，吟秋也从未在她面前遮掩过，只是她听见吟秋在房里跟那个男人算账：给她看病花了多少钱、请护士上门来打针花了多少钱、买营养品花了多少钱，就连她在这住了小半个月，该付多少房租都算得清清楚楚。

公寓是这个男人的，吟秋当然要跟他算清楚，她性子要强，从来不肯占别人便宜，一分一厘都要还给人家。

她做了几年的江家少奶奶，最后还给江家的是一桩离婚官司。

那时候的北平，离婚简直是桩天大的事，何况还是江家的少奶奶闹着要出洋，才惹出这桩官司。

大人们忙着打官司，江月则在一众亲戚里威风神气。那时候离婚，简直比家里出了个大总统还来得新鲜，旁人别有用心地试探，她总是顶神气道：“对啊，我爸爸妈妈离婚了！”

后来总算知道“离婚”的意思，吟秋坐船去香港那天，她被老妈子抱着站在码头上哇哇大哭，可是吟秋只顾着打点装满她珠宝首饰的箱子们，没有抬起头来看她一眼。

也许是顾忌着站在她身边的爸爸。

可是爸爸已经在战场上死了，吟秋为什么还要恨他？

她躲在门外听吟秋算了一笔账，回房后褪下手腕上一只卡地亚的白金镯子，放在床头柜上，穿着睡衣就出门了。

她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纽约的街头，从未觉得这异国他乡是如此的面目可憎。

*

病房中一时只剩陆照年和沈吟秋。

他自然是听说过沈四小姐的名声的，那时候大家族里但凡出了个闹离婚的少奶奶，总要被人在背后议论，“还不是被江家那个带坏了！”

但这些传闻和他无关。他此时只坐在待客的沙发上，两手交握，慢慢计算着江月出去了多久，该怎么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