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给我取名叫陆萍，谐音就是“路平”，就是希望我的一生能一路平安。和大家一样，谁都年轻过。爱情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像花季会如期来临。1962年我18岁的时候，有幸考上了北方交大。我父亲是桥梁专家，就鼓励我、引导我报了“道桥专业”。我父亲说，人这辈子不搞事业就拉倒，要搞就去搞建筑；而且最好是桥梁建筑：一是能把天堑变成通途；二是为人民、为后代造福；三就是给自己在世界上立上了永久的里程碑——桥在，你的作品就在，你的心血就在，你全部的才华、智慧和情感都会永远凝固在那一座一座的桥上。桥上的每一处横梁竖墩，都会将你的名字写在上面，无论你什么时候看见它想起它，你都会由衷地欣慰和自豪。

我就是受了父亲这些思想的教诲和熏陶，才屏弃了常人“女人不宜搞建筑”的偏见，听了我父亲的话，毅然决然地报考了“道桥专业”。当时的一腔热血，如今都凝固在了那些跨河跨江甚至跨海的大桥上了。期间的经历和故事，真是一时半会儿说不完哪！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在几乎全是男生的班里学习道桥建筑设计，肯定就成了目光的焦点、热点。胆大的就给我写纸条儿、给我买好吃好用的东西；胆子小的，就只用目光直勾勾地看我，或是放学后，不远不近地跟着我——大概到了夜里还做梦梦见我吧。我在男生中间吃香、受宠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可是我的父亲对我要求得特别严格，给我定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体内容都是限制我跟男同学来往，禁止我跟他们谈情说爱以及言谈举止穿衣打扮什么的。可是我严厉的父亲在两个方面是无论如何也管不住我的：一是我那颗已经情窦初开的心，二就是我那已经发育成熟，楚楚动人的身材。这两样自然的、天生的东西让我父亲的管教顾此失彼、不堪一击。而我也是在不自觉当中就越了父亲设的雷池，情不自禁地就顺应了青春的呼唤，几乎没用谁推，就自己坠入了爱河。

而且不可救药的是，我还同时爱上了两个男同学，或者是同时接受了两个男同学的爱。

两个影响了我一生命运的男生，一个叫袁鸣放，一个叫陈默然。两个男生，一个外向、帅气，一个内向、英俊。我真是舍不得这个，又放不下那个。他们俩也是二龙戏珠，旁无斜视，都着了魔似地爱上了我一个人。那时候的大学不像现在的大学，一点儿也不开放。那时候的恋爱方式也不像现在：头一天拉手，第二天就拥抱，第三天就接吻，第四天就上床，可能到了第二个月就要去做人流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恋爱的速度慢得惊人：表达得慢——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没有现在人的胆量，相互之间的内心里像火山一样有千言万语要喷发、要倾吐，可是就是那么绷着，不肯轻易表达出来；进展得慢——大家在行动上就更是慢得像蜗牛，快的是周一写的纸条约在周末见面，慢的竟然是月初相约，月末才见，有时竟然是今年约明年的同一天再相会。那个年代呀，要是个急脾气，非给憋出毛病来不可。

然而，就像爱不分大小多少一样，爱也不分急缓快慢。虽然我跟他们两个的爱情进展缓慢，但好像越慢，就越使爱结实厚重，就越使爱珍贵难得。我是在大二的时候让他们两个拉了我的手，到了大三的时候让他们拥抱了我，到了大四就要毕业的时候，才让他们吻了我。

袁鸣放总是比我主动，他约我出去总是事先就选好路线，定好时间，立好项目。总是让我跟着他的节拍，享受他给我的宠爱。是他先拉住了我的手说，哎呀，你的手怎么跟别人的不一样呢！我听了就赶紧把手给了他，说怎么不一样了，你快给我看看。袁鸣放就煞有介事地把我的手拿过去，忍俊不禁地这么看那么看，看了半天才说，除了修长白嫩，也没什么跟别人的不一样的。我听了就嗔怪地抽回手来，对他说，我就知道你是在骗我，明明是要拉拉人家的手，却偏要找个别的理由。袁鸣放听了就不好意思地笑了，小声对我说，我的活思想，怎么你一下子就给看出来了呢。我就说，你也是心虚，你要是跟我说，你要拉拉我的手，我还能不让你拉呀。袁鸣放听了就说，我还真就怕你拒绝。我就说，我拒绝了，你就不会主动点儿拉呀，还非得人家让你拉才拉呀。袁鸣放听了就有了些胆量，他就说，那我可要主动拉你了，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是资产阶级的臭流氓，是低级下流的花花公子。我听了就对他说，看你说的，你和我又不是阶级敌人，你怕的是什么呀。袁鸣放听了，真就一把拉住了我的手，他的体温，他的激动，还有他的爱，都通过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传达给了我，我的心就砰砰地狂跳起来，我仿佛也听到了他的心在狂跳不止。我们俩就那么拉着手，在学校后院的树林里，仰头看着天上的北斗，在心里畅想着美好的未来——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