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色——34

到了晚上睡觉，朱凤琴真让我睡在了东屋的炕头，让撅着嘴的汪洋睡在了炕梢。可是我刚钻进被窝就发现炕席滚烫，根本就躺不下去。

我就赶紧穿上衣服来找大舅。汪来宝就过来一看，灶坑里还在加劈柴烧炕呢！汪来宝又到东屋的炕头一摸，都烫手了，新铺的炕席也都被烘得发红了，要是再烧下去，非着火不可！汪来宝就回到灶坑，把劈柴赶紧撤了出来，用水浇灭。

这时候朱凤琴从外边回来了，就冲过来问：“你这是干吗呀！”

汪来宝就反问她：“你这是干吗呀！”

朱凤琴就说：“汪洋睡炕梢，我怕她冷！”

汪来宝就说：“那你也不能把炕头给烧起火了呀！”

朱凤琴就说：“怎么会起火呢——你见谁家烧炕起火啦！”

汪来宝就大声说：“起不起火你自己去看！”

朱凤琴就冲进东屋去看，看见已经焦煳的炕席，才没了话说。但还在强词夺理地辩解说：“我就是怕汪洋在炕稍冷……”

汪来宝就说：“别找借口了，还是让汪洋睡炕头，汪汪睡炕稍吧。”

朱凤琴就特意大声按说：“那怎么行，要是让你那个三姨知道了还不得惩罚咱们哪！”

汪来宝就说：“那也比你把炕席给烧着，把人给烤煳了强！”

朱凤琴这才没话说了，使劲地瞪了我一眼，悻悻地走开了……于是，我就还是睡我的炕梢，汪洋就还睡她的炕头。

第二天乡里的领导真的领着镇里领导带来的新上任的团县委的领导来了。尽管只是走走形式地看看问问，说了些官话、空话甚至废话，可是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上级领导们的形式主义视察有了特别好的印象，因为要不是他们为了自己的政绩，做出个关心群众疾苦的样子来给群众看看，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拿着国家给的政策和资金来走访慰问一番，我这个生活在猪圈里的孤儿，还不知道要在寒冬腊月里冻饿到何年何月呢！

那些前呼后拥、红光满面的领导和随从们边拉着汪来宝的手嘘寒问暖，边尽可能地将面庞朝向摄像机或照相机。等到县里领导将带来的特地赠送给汪来宝的崭新的轮椅的时候，镁光灯和新闻灯就更是耀眼夺目地闪烁了！县里的领导在跟大人们表演完亲切关怀后，还对汪来宝和朱凤琴的两个肥头大耳的孩子关怀备至起来，问他们识了多少字，会不会背唐诗，上没上学等等。

汪洋和汪海也都会来事儿，专跳领导们爱听的说，爱看的样子表现，逗得领导们都像舞台上的话剧演员一样哈哈地大笑，现场洋溢着无限欢乐祥和的气氛。这时候就有更多的镁光灯在频繁闪烁，那些溜须拍马的秘书或记者们绝对不会错过那特别上境精彩瞬间。

正当大家都沉浸在那种刻意营造出来的欢乐场面中的时候，有位次要领导无意间发现了缩在角落里的我，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地喊道：“这就是县里新批准的那个‘五保户’孤儿吧！大家的目光、神经和注意力就一下子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那位新上任的团县委书记就众星捧月地被簇拥到了我的跟前，见我一副拘谨、害怕、瑟缩的样子，就如弥勒佛一样慈祥地笑了，然后就伸出手来抱起我——大概经过他目测，我的身体肯定没有像汪洋或汪海那么沉重，而且他这次出来，要是没有一幅亲切地抱个贫困的孩子的镜头，无疑是一种遗憾……

他轻而易举地就抱起了我，在镁光灯和新闻灯的照耀下，他问我：“吃得好吗？”我就点头。他又问我：“穿得好吗？”我还是点头。他接下来就问我：“上学了吗？”我听了当然就摇了摇头。他就问我：“你几岁了还没上学呀？”我这才说了两个字：“八岁”。他又问：“为什么没上学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又说了三个字：“不知道……”。

水书记就立刻去看镇长和乡长，镇长和乡长又立刻去看汪来宝，汪来宝又立刻去看朱凤琴。这就把朱凤琴给看毛了，她的脸胀得像猪肝一样紫红，啊啊哈哈了好几声才反应过来，立刻冲过来，从那位姓水的年轻的团县委书记的手里将我抢过去说：“我这个外甥女呀，长的小，上学怕别的孩子欺负她，也就没让她上，不过来年，来年肯定让她上学，让她上学呀……”

水书记听了就像做报告地说：“这孩子是个孤儿，我们更要把党的温暖、国家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她充分地体会到；光给她吃饱穿暖还不够，还要让她上学，让她识字，让她受到九年的义务教育；这是国家的一项国策，这是关乎到下一代人身心健康成长的大工程，我们一定要从教育抓起，从娃娃抓起；我们各级领导，千万要重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