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还剩几天就过年了，我才听见汪来宝突然拄着拐杖从外边匆匆地回来说：“快收拾收拾吧，乡里开会说，领导要到咱家来慰问，还要核实咱家的残疾救济和困难情况，然后好给咱家发放过年的慰问品和补助金，听说孤儿也在核实之列——汪汪可是个孤儿呀，也能赚一个救济补助的名额吧！”

朱凤琴听了这些话，才将我从猪圈里像拎小鸡一样拎了出来，然后捂着鼻子，皱着眉头，无限讨厌地用推子剃光了我那枯草一般，生满虮子的头发，然后扒光我身上长满虱子的烂衣服，吩咐汪来宝连同我的头发一同丢到院子里给烧掉，烧的时候大家不但闻到了一股焦糊刺鼻的恶臭味儿，还听到了噼里啪啦的声响，据说那是因为我的头发和衣服里太多的虱子被烧死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朱凤琴在给我穿衣服之前，还烧了一盆热水，也不管烫不烫就把我给按了进去，就像杀鸡去毛一样，使劲从我身上往下搓灰。等把我洗完了，就让我穿上了虽然不是新的，但总还有个人模样的棉衣棉裤，看看我的手上还有余伤，就给我找个棉手套叫我戴上，然后还破天荒地让我跟她的两个孩子一起吃了一顿饱饭——那顿饭给我香的呀，简直都骨酥肉麻了，高兴得边哭边吃……我终于吃到白净的米饭，吃到了鲜嫩的蔬菜，吃到了醉人的炖肉，还有嫩滑爽口的蛋汤啊……

吃完了没算完，朱凤琴还给了我一个通红的大苹果，然后对我说，舅妈对你好不好？我当然是“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啦，我就紧紧地抱着那个有生以来头一回得到的大苹果，对眼前这个无数次将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舅妈点了点头。可是朱凤琴还不认可，她非要我说出口不可。我死逼无奈地说出了一个“好……”字来。

朱凤琴还不放心我，就去厨房转了一圈儿，回来就把一块失去了血色的肉条儿端到了我的面前，问我：“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就摇头。朱凤琴就说：“这就是猪舌头——你知道为什么要割下猪舌头吗？”我又摇头。朱凤琴就说：“就因为它不听话，瞎叫唤，见到外人还乱哼哼，所以就叫人用刀给割下来了——你要是在外人面前说不该说的话，回头我就把你的舌头也割下来——知道了吗？”

我听了就惊恐地点着头。朱凤琴还不放心，非要让我说出来不可。最后到底是她听到我说的“知……知……知道了”才放过我。

当天晚上我就跟汪洋睡在了东屋的炕上。炕头不用说，肯定是汪洋的，虽然她一睡炕头就上火，还烂眼边子，可是她也不能睡炕梢，因为那样她每天尿的炕就烘不干了。由于她常年坚持尿炕，她身下的炕席都红了，而且屋里也常年有一股子淡淡的尿臊味儿。炕梢自然就是我的了，虽然没有炕头那么热乎，可是总比仓房的地铺要强百倍吧。往年到了冬天我也是睡在炕梢，从来就没享受过炕头的待遇。

那一夜给我舒服的呀，都不舍得睡着，剃了头、洗了澡不说，还吃了顿丰盛的饱饭，到晚上还能睡在温暖的炕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天堂”这个词，要是知道，我一定就认为，我此时此刻就是躺在天堂里边啊——多么松软的棉被呀，多么温暖的房间呀，我的手里还抱着那个怎么也不舍得吃的大红苹果，就那么眼睁睁地望着棚顶，舍不得睡着。

其实我睡的这间屋子离自己常年呆的连着猪圈的仓房只有十米之遥哇，可是它却像天堂一样可望不可及——这里就是有父爱母爱的孩子的天堂啊，这里就是可怜的孤儿梦寐以求的天堂啊……尽管我特别舍不得睡去，可是实在是太舒服了呀，一没坚持住，我就让睡眠给拉进了梦乡……

第二天，乡里的几个领导果然都容光焕发地来了。进了门发现虽然不是家徒四壁，家里的生活和摆设也都说得过去，可是看见一个独腿的，一个独眼的，也就啥话也不说了，赶紧就招呼随同人员，从车上往下抬米、抬面、拎豆油，等东西都搬进了屋，摆在了显要位置，领导就掏出一个红包，可是递给汪来宝却迟迟不肯撒手，直到乡秘书啪啪地拍了好几张照片之后，才将手松开。

而装着钱的红包刚到汪来宝的手里还没拿稳呢，就被朱凤琴嬉皮笑脸地给抢过去揣在了怀里……领导们整完了这些景，好像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谈笑风生地就要离去，眼看着就要走出门去了，大家突然听到了朱凤琴的一声大喊：“各位领导等等，我家还有个孤儿呢！”

乡里的领导们都愣了一下，朱凤琴就乘机将带个棉帽子，一直龟缩在角落里的我一把给抱了起来，送到了各位领导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