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章 道德与法律

梭罗说，人类是有良心的动物。因而指明了人与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即人类拥有是非观以及羞耻心。道德则是在人类是非观和羞耻心存在的基础上构成的，由人类社会一致认同的一把标尺。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事实上就是一套早期的社会行为规范，其定义了社会制度，明确了社会阶级，规定了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因而礼崩乐坏被用来形容社会秩序紊乱，伦理道德文化日渐沦丧，世风日下的现象。后来，通过社会实践，人们渐渐发现，只有这把标尺的存在是不够的，往往有很多人愿意冒着突破标尺的风险，来追求个人的利益，对社会中的其它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人类社会需要另一种手段来维持和守护这把标尺，于是，法律诞生了。法律规定了有意或无意突破标尺的人，应该受到的不同程度的惩罚，对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法律是我们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工具，且建立在道德标准的基础之上。

法律作为一种工具，需要执行者，且这一执行者具有单一性。自古以来，法律总是和某一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任何人都拥有执行它的权利。所谓“单一性”，即执行法律的人应该属于同一机构或相同身份的人。这和上述我们关于法律的来源的探讨是密不可分的，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如果法律的执行者不具有单一性，则这一工具不具有权威性，从而无法达到人类创造它的初衷。但是，与执法者的单一性随之而来的矛盾是：第一，我们必须保护违反者，在其接受正式的法律裁决之前；第二，我们必须接受一部分违法者，并没有受到与之犯罪内容对应的惩罚；第三，执法者具有不稳定性。这三种矛盾对社会带来的损失，和对法律本身权威的伤害都不容小觑。正如一些电影所拍摄的那样，为了保护违反者堂堂正正地接受法律制裁，善良的执法者被无情地杀害；为了将逃脱法律制裁的暴徒绳之以法，孤独的受害者家属举起了自己的锄头；执法者官官相护，肮脏的证据摆在面前却无法触碰。

这些矛盾让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话题，道德。为了让社会更好地运行道德规范，我们创造了法律，但是在法律的执行中，道德的边缘被不断试探。道德和法律相互作用的同时，道德的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由矛盾带来的牺牲在所难免，它不断帮助我们完善法律制度，提高道德的底线，增强人的是非观和羞耻心。当作为主体的道德，和作为工具的法律到达和谐的一致后，法律即使不复存在，人们依旧能够遵循道德，在稳定的社会坏境下发展。当然，这只是一个绝对理想的状态。但我们不能因为无法达到这一种状态，而提前放弃法律执行者的单一性，以及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从犯罪的前提分析，违法者分为两种，一种是知法犯法，一种是无知犯法，从情理上来说，后者轻于前者；从本质上而言，两者相同，无论是哪一种违法行为，实际上都是由违反者的私欲造成的。这就是我们在

第一章中提到的，控制自己欲望的重要性。私欲引发了犯罪想法，犯罪想法引导了犯罪实施。犯罪实施分为有计划和无计划的两种，无计划的犯罪实施被我们称为“冲动型犯罪”，这一类犯罪在侦破的阶段较为简单；另一种有计划的犯罪，在一部分情况下属于“高智商犯罪”，这一类犯罪在侦破的阶段难度较大，甚至在十年，二十年间都无法找到证据起诉违法者。对于没有精神障碍的违法者而言，即使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一定程度上都承受着道德的谴责。因此有些违法者在经历了多年的逃亡生活后，依旧选择了自首。法律和道德具有一致性，他们都是为了明确人类社会的底线，确保社会稳定而存在的。

第12章 第十一章 夏天

京城在一秒入夏后，整个城市都飘散着狂躁和不安的气息，让人们感到疲惫和无力，对生活，对自己，对生死。林燕妮离世。她被金庸评价为“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很多人都看过她那篇《我可以呼风唤雨》；很多人也都听说过“一见杨过误终身”的评价，却不知道出自她之手。林燕妮说，我经历过真正的繁华时代。那是不是最好的时代，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那是娱乐圈最好的时代。那时候的香港虽然有跟拍、翻垃圾桶的狗仔，却也有真正的闪耀着的人们。他们真诚，有才华，对音乐和表演充满热情；他们优雅，有品位，没有千篇一律的美丽；他们努力，有毅力，没有背景也可以自己拼出一片天地。如今的娱乐圈这样的人依旧存在，然而他们面临的是更加艰难的生存环境。不断暴涨的新兴力量，狂热的粉丝和无孔不入的媒体，快速的信息流和多样的传播媒介，不受控制的网络空间和恶意谩骂的键盘侠。娱乐圈风光不在，良莠不齐，时代改变了处在其中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初心，和在炎热的环境中保持耐心一样困难。但佛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风动和幡动都是假象，其实只有心动。所有一切的根源在于心动。无论是在环境下改变自己，还是在天气的影响下惴惴不安，都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在变化，我们自己有改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