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样的事，暗地里干也就是了，明面上这么捅出来，反倒违背了朝鲜国自国王李旦当年回军之后就制定下的事大之策。

朝鲜的前身高丽是怎么没的？

还不是因为李成桂这个权臣势大。

权臣李成桂屡屡率军出征，收复失地、抗衡原朝疆域内的义军甚至于开疆拓土，这样的功劳且先不论，然而前朝高丽君臣，欲要趁中原鼎革之际，为本国谋利，扩充疆域，交付军权于李成桂，这样的行为，在本国论起来，自然不算错。

错就错在高丽王室没有足够的与之抗衡的军权，以至于收到了领兵攻中原辽东以扩充疆域的命令的李成桂，在率军出征途中就来了个“威化岛回军”，自此安心做上国的舔狗。

纵然是攫取土地，也是暗暗地使阴招，明面上是万不敢违背事大政策的。

经过李成桂这么多年的主政，事大之策早已是本国的国策，大周的武力也确实让朝鲜膺服，不敢妄起战端，掠其兵锋。

结果现在到头来，违背这一点的恰恰是李成桂自己。

因为议地这件事，朝鲜派去大周的使团，有多少正使大监吃了挂落？

若不是主持此事的是身处北京的皇太子殿下，宽和仁慈，虽然恼怒，却不至于对使臣动辄下杀手，也还愿意好好听朝鲜再派次使臣说说话，怕是上国天兵已经在诏书后面跟着过来了！

只是皇太子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李芳远在心中暗暗发狠，面上却愈发滴水不漏。

*

祁元询在北京城过了冬至、正旦，因有要务，不能赶回南京，反倒让天子又遣了一批人来此处慰问他，又替他补上了一些人手。

祁元询前世记忆中，这北京便是最紧要的京城了，同时代的南京，反倒渐受冷落。

他自幼长在南京，习惯了南方的环境，倒不觉得北京这“故土”有多难以忘怀。

反倒是成年后头一回在北京生活，对环境更加不适应。

要是天子日后真的将京城彻底从陪都升为都城，将南京降格，祁元询怕是也还是更喜欢南京多一点。

要不怎么说江南之地吸引人呢，从战略上来说，祁元询是知道定都北方在各个方面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对南京的留恋，却让他难以割舍了。

咳，当然，这里面也未必没有北京这个选址并非上佳的缘故。

此地固然是天子藩府，也是前朝大都，但是，距离边塞极近，天子守国门听着好听，给国内其他地区造成的压力可是很大的。

若本朝如同前朝一般，也是草原游牧之族，那疆域更为广阔，此地反倒正好处于疆域之中，便于统治。

但本朝是中原民族，在没有足够广阔的疆域保护的情况下，燕京固然是雄关，却也有孤悬之危。

光是祁元询这个太子在此，供养超出亲王半格的待遇，便需要漕运的支持了。

若是国朝的重心正式往北移，那么漕运之重，就会更加地被凸显出来。

漕运耗费，苦的还是百姓。

祁元询是不愿意轻易动弹的，然而皇太子却知道，国朝必须要迁都，且重心必须要往北移。

军事、政治，北地士子如何归心、如何维系国朝在被前朝统治最严固的北地的统治，各方面的考量，都注定国朝得将重心迁往北方。

没有了北京，还有秦府，那里代表的是古朝旧都长安。

选了长安，运输还是得靠漕运，只不过在地利方面，比燕京的地理位置要安全一点罢了。

国朝宗藩制度变革，边地的防卫，不能只靠藩王，天子定是要将兵权收回来的。

如此便需要京中及时地对边境，尤其是辽地等处做出反应，既然如此，倒不如选择已经成体系且更能掌握的今上旧藩所在。

左右祁元询待在京中，只读书也没用，天子便令太子上手一些从前他为藩王时要处理的庶务。

只不过是因为游历偶过北京，又因事停留，现在却有了天子、太子两京治事的雏形。

这样在后面几代天子中已成惯例的安排，乃是后话，且先不论。

只说这日朝鲜终于又派特使前来，说的却不是世子能否在南京留读之事，也不是之前将大周的火气拱得不行的争议地的事，而是朝鲜国王李旦病重，令世子李芳远监国，又准备退位的事宜。

世子监国了，眼见着老国王咽气之后他便要登基，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来大周读书。

原本争议的内容，现今便只剩下了争议之地这一项，朝鲜那边也很快搁置下来，服软了。

对他们来说，现在要紧的，便是请上国加恩。

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因为光幕有预言李芳远有杀弟逼宫之事这样的前科，国中对朝鲜的托词皆是不以为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