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白一听，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猜对了。乔成生于1945年12月，也就是说还有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他就满七十五周岁了。而死刑复核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不仅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就连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出过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个期限可以长，也可以短，一切视案件情况，由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决定，但一般都很谨慎，不会出现斩立决的情形。也就是说，乔成是有可能逃过一死的。

忧的，是这件事恐怕很难找到确实的证明。

她已经查过相关的流程，搞错年龄这种事在农村并不少见，甚至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规范操作。需要先找到可靠的依据，比如出生证，老户口本，或者人口普查登记本，再到户口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提交申请。派出所受理之后，民警牵头，召开由村干部、邻居、接生婆组成的听证会，对申请人的真实出生情况进行陈述和听证，最后确认签字，才可以对申请人的年龄进行更改。

而乔成生在偏远的林区，又是在七十多年前，接生婆几乎不太可能还在人世，出生证也没有，户口本几经更换，1964年的人口普查登记本更是不知要到那里去寻回。

但唐宁却注意到了另一个细节，即刻向乔永辉求证：“那也就是说在林场职工档案里，您父亲的出生年月是正确的，1945年12月，是这样吗？”

“应该是的，”乔永辉想了想才回答，“九几年他下岗买断工龄，我那时候已经念高中了，记得还挺清楚，他的工龄是从1963年开始算起的，当时他就是在编职工。沿江林场是国营单位，要是算他1948年生人，63年只有15岁，还不可能被招工呢。”

唐宁和余白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件事的确是有希望弄清楚的。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国营单位的管理相对规范，乔成的职工档案在他下岗之后也应该被移交到村镇或者街道了。只要找到那份档案，便是他真实年龄的一个有力书证，也是申请更改出生年月的依据。

但除此之外，还需要人证。

“您二叔还在吗？”唐宁又问乔永辉。

“在啊，”乔永辉回答，“他原本也是林场的职工，一家人除了孩子考出去念书了，老人们还都在那个县城里住着呢。”

唐宁于是继续问下去：“要改出生年月，需要近亲属之外的证言，这件事你们邻居都知道吗？”

乔永辉答得却有些犹豫：“那时候一个职工小区才两百来户人家，互相都认识，兄弟排行也都知道。但是林场二十几年前就停了大规模的采伐，职工下岗的下岗，辞职的辞职，剩下的应该也都改制了。我们十好几年没回去过了，具体怎么样也不清楚，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留在那里。”

“这个没关系，”唐宁回答，“您跟您母亲只需要尽量回忆一下，有没有当时来往比较密切的邻居，还有村干部之类的，名字，住址，联系方式，随便什么都可以。”

“你要到那里去？”乔永辉只觉难以置信。

“是啊，”唐宁确认，“要改年龄，肯定得到原籍去。”

“你……真打算这么做？”乔永辉又问了一遍，显然不光是关于改年龄，还有那个死刑判决。

“是啊，”唐宁再次确认，但也没把话说死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会跟您父亲再谈谈，看有没有其他减刑的可能。”

乔永辉那边又静了半秒，这才道：“唐律师，我爸的二审判决下来之前，就是你主动找的我。我那时候也不想换律师，是因为前面那位律师跟我说，不会再代理死刑复核阶段，我才……我其实也只是想不留遗憾……”

乔永辉的话还没说完，余白却是心中一动，只因为其中的一句——是你主动找的我。

乔成的二审判决是不久之前才刚下来的，也就是说唐宁在遭遇车祸之前，就找过乔永辉了，表达过想要成为乔成辩护人的意愿。那时，余白和他之间还在冷战。后来，他也只是跟她说是乔成的家属找的他。现在看起来，他到底怎么跟乔永辉联系上的，又究竟是谁主动找的谁，他并没有跟她说实话。

有那么一会儿，她在一旁静静看着唐宁。

但唐宁却只是对着电话笑道：“这话您跟我说过，我都记着呢。您说不管他在外面做过些什么，但作为父亲和丈夫，他对你，对你母亲还是尽过责任的，你不想以后做梦见到了，觉得愧对了他。”

电话那边又静下来，余白觉得乔永辉是想拒绝的，他们这一行去沿江林场，势必得解释许多为什么，那里都是乔家的旧识，而乔成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唐宁的这几句话，又让乔永辉犹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