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妹，其实就算你不来，我也会打电话让你来的。”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淑梅不知道戴安找她有什么事，心里有点好奇。

“我要搬离此地了。”戴安平静地说，就好像告诉淑梅，她要去趟图书馆。

“为什么，搬去哪？”这的确是令人吃惊的消息。

“两个星期前我去做例行体检，大夫发现我的心脏有些问题，恐怕需要手术。”戴安依然很平静。

“哦，很严重是吗？”这个消息太突然了，淑梅有些措手不及。

“应该是的，不然医生不会建议手术。”

“那你什么时候做手术呢，我能为你做什么？”淑梅没有客套，她是真心想为戴安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谢谢你的好意，淑妹，”戴安握住淑梅的手，“不过恐怕用不着，我要搬到东部去。我和你说过我儿子在纽约，去那边方便他照顾我。”

淑梅听戴安提起过她的儿子，但好像她并不想和儿子同住，但她顺水推舟地说：“是啊，您现在岁数大了，应该和儿子住一起，方便照顾。”

“不，我不会和他住一起，我会找个离他近的地方，但不会和他同住。”

“为什么？在中国，老人都是和儿女一起住的。”淑梅实在不能理解戴安家里的这种安排。

“我和我的儿子，尽管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但我们不能眼对眼地看世界。你明白什么是眼对眼吗？”

淑梅摇了摇头。

“就是说我们在几乎所有事务上都有不同的观点，意见不一致。我和他的父亲都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可我们的儿子却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崇拜者，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很讽刺是吗？”

淑梅没完全听懂，“您的儿子……”

“他是学金融会计的，毕业后去了东部一所很好的学校拿了MBA，然后就去华尔街工作，他现在是一名基金经理，一个月赚的钱，比我一年的退休金还多。”

淑梅吃惊地哦了一声，原来戴安有这么一个有钱的儿子，她以前从来没有漏过口风。

“可我总觉得他把钱看的太重，把钱当成成功的唯一标志，缺乏社会责任感。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争执甚至争吵。但是我也明白，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有拥有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权力，所以我们选择互相尊重，但是拉开距离。我找一个离他近的地方，如果我病了，他可以很方便地来照顾我，其他时候，我们可以每周见两三次，每次只谈天气，美食，还有亲朋好友。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很爱对方，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信仰和观点，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能和平相处的方式，你明白吗？”

淑梅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戴安说的让她有点云里雾里。不过美国人总是这样稀奇古怪，清官但断家务事，人家母子之间的事，她一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如何参与？于是她假装很理解的说：“是的，我明白。那就好，那就好。”

几天后淑梅去戴安家里和她道别，屋前的草坪上已经插上了出售的牌子，屋里是成堆的纸箱。戴安指着散落在各处和堆在地上的东西说，所有没有装箱的东西你随便拿，剩下的我打包卖给别人。戴安的东西都不错，淑梅真想全部拿走，可是那样就显得自己穷困且贪婪，她不想留给戴安那样的印象。她只挑了一些餐具、厨具、家具和日用品，叫东山开车拉回了家。

那天她还见到了戴安的儿子，一个高高大大的美国佬，声音浑厚，标准的男低音，人却很和善。他笑着轻轻握了淑梅的手，对她说：“你是淑梅，母亲老对我讲起你，谢谢你在我不在的时候陪伴母亲。”

淑梅第一次和一个年薪几十万美元的人握手，她既紧张，又兴奋，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不断地重复：“没什么，没什么。”

戴安和她的儿子似乎很亲密，说说笑笑的，如果不是戴安亲口告诉她，他俩在政治上针锋相对，她完全会以为他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母子。多年后，当淑梅对美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才明白，戴安和她的儿子，实实在在地就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母子。

晚上她和东山说起此事，东山说这也没什么奇怪的，美国这样的家庭很多。有一对夫妇，男的是民主党的军师，女的是共和党的军师，两个人分别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工作，但他们却结婚十几年，还有两个女儿。他们的原则是，在家不谈工作不谈政治。

啊！淑梅做了个鬼脸，好像吃了什么难吃的东西。她搞不懂，她不理解，这些奇怪的美国人，这些令人费解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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