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节那天，老师教我们做手工玫瑰花，我觉得姐姐一定很喜欢，一想到她看到时高兴的样子，我就开心的不得了，于是我一个下午做了很多，蹦蹦跳跳的拿去姐姐家，一个小时的路程也不觉得漫长。我喜滋滋的走到门口，正准备给姐姐一个惊喜，却听到胖子大声的发火抱怨说:“你看看你妹妹，她怎么随时都在问你要钱？一会儿书本费一会儿班费！每个月还要给她交房租、还要管她吃饭！每个月都得多花这么多钱在她那个拖油瓶身上，你就不能别管她吗？”

姐姐恳求着说:“她也用不了多少，我也每个月在挣钱，她那么小，我不管她谁管她呢？难道要让她饿死吗？”

胖子更加恼火了:“你爸妈都不要她了，你还管她干嘛？饿死了也不关你的事！你这么巴心巴肝的对她，她以后还不一定就记得你这个姐姐呢，你当心养个白眼狼！”

后面的话我没有再继续听，只想离开，只想走得远远的。我转身大步向前走，迎面撞上一群小孩。他们叫嚣着让我把花给他们，我并不搭理只闷着头往前走。一个小孩跑上来从背后重重的推我一把，我直直摔在摔在地上，花散落一地。他们一哄而上，抢的一朵也没剩下，哈哈大笑着冲我大喊：“拖油瓶！”几个更小的孩子则捡起地上的石子向我扔过来，我耳朵里嗡嗡作响，浑身都没有力气，胸口像是撕裂了一样的疼痛，茫然的爬起来向前走，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天渐渐黑了下来，下起了细雨，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家在哪里；我好想回到从前天天和弟弟在一起的日子，就算父亲会打我、母亲会骂我，那也没有关系。

3岁的那年，升了初一。六年级的一整个暑假，我都在学校附近的工地上捡一些废弃的铁或者钉子卖钱，虽然钱不多，但起码能让我少向姐姐伸一次手。开学前几天，姐姐来看我，我们相顾无言，沉默着谁也不说话。她坐了会儿，放下钱就走了。我拿起来数了数，又在小本子上记下数目，胖子说我会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会告诉他我不是，我欠姐姐的，一定会还。

初一那年我遇到了我最好的朋友洪艳，也是我的同桌，她就像是从来没睡醒过一样，一上课就趴着睡觉，作业从来不做，考试基本零分。我们能成最好的朋友完全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每个班上都有那么一个小团体，由某个人做老大，再收一些小弟。我们班的老大是一个穿的花枝招展，个子很小，眼睛却很大的女孩子，她是老师们眼中的好学生。每次上自习老师都让她守着，同学们迫于她的淫威都不敢造次，她就当起了大王，拿着课本让我们跟着她读。唯独我和洪艳不想搭理她，洪艳呼呼大睡，我则闷头做自己的事情，于是我们都成了她的眼中钉、肉中刺。一个不怎么晴朗的下午，她带着一帮小弟堵在校门口截住了我和洪艳，一群人围着我们拳打脚踢。打完了还嚣张的说：“你们如果敢告老师，我就再打你们一次。”

我扶着洪艳站起来，拿掉她头上的树叶又拍掉她身上的泥土和灰尘，她一边哭一边恶狠狠的说：“这笔账我早晚要还！”旁边围观的人指指点点的说个不停，我拉着洪艳的手就要走，突然灵光一闪，我为什么要听她的话？“不用早晚，现在就行。”洪艳诧异的看着我。我拉住旁边看热闹的一个小男孩，问他：“你看到是谁打我们了吗？”他点头。

我和洪艳一起架住那个小孩，拖着他去找了班主任。班主任是个很严厉的大叔，一听这事儿就立马叫她来办公室对峙。被我们拖来当人证的小孩，被她一瞪吓得不敢说话，任由班主任大叔怎么游说，他就是不说话，只哇哇大哭。班主任见他那样，就让他走了。洪艳急得一直哭，赌咒发誓说我们没撒谎。但奈何她死不承认，哭得梨花带雨，说我们冤枉了她，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她依然是班里的老大，只是班主任从此不再信任她，把她盯得紧紧的。然而风头一过，她就展开了报复，再次被围在中间的时候，我从书包里摸出菜刀，盯着她的眼睛说：“来啊！大不了同归于尽。”说完狠狠一刀砍在旁边的竹子上，啪的断成了两截。她一众小弟们一哄而散，从此不再纠缠我们，但我们在学校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那时起我就明白，唯有身怀利器才是唯一保护自己的方法。我很快就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洪艳却一直耿耿于怀。

这次过后，我们成了共患难的朋友，互相安慰着熬过在学校的日子，我会在她睡觉时打掩护，帮她补作业和在考试时帮她作弊。而她则给我介绍了个工作，在她叔叔家开的烧烤摊上帮忙。他叔叔是个非常和善的人，洪艳总是喜欢去她叔叔那里呆着，就算周末她也不回家。我就每天跟着她去她叔叔那里，帮忙切点肉、穿下烤串或者充当一下服务员。他叔叔烤肉时，我们就站在边上等着，不知道为什么，他常常烤错，每次烤错的肉就进了我们的肚子。我们每天去帮忙，她叔叔每天都会给我们工钱，虽然不多，慢慢攒下来也够我自己买面的钱了。从此我再没有让姐姐买面条，只是她偶尔还是会给我点钱零花，我却始终没有再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