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什么法子，要坐就坐呗，反正都是改造。”邓卫星说。

“虽说晚上干坐可也没有其他事可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监狱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别看从监狱长到各科室科长再到各中队指导员直至队长给我们训话时，理直气壮，讲得挺冠冕堂皇的，可大伙心里谁都比我清楚，其话中到底有多少是真话？既然从上到下都在说假话、套话，那么我们晚上学习之风还有可能正么？现在普遍的情形是，正常的已不正常，而不正常的却已很正常了，这就是改造的逻辑。因此，我劝各位看开一点，想办法自己让自己的气顺畅起来。唉，活着就是福啊！还能不满足吗？”这是陈有祥的声音。

陈有祥曾是广州某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也曾有一份很理想的工作，但一直没有结婚。有一天晚上，他与朋友三人外出散步，遇到一名街边性工作者，可能是出于好奇，三人竟随性工作者去到她的出租屋里去，待完事之后，三人竟凑不足那性工作者所要之钱数，以致一直僵持不下，陈有祥等人觉得那性工作者事前不开价，事后却漫天要价，感到好可恶，于是，干净一分钱不给她就甩袖离开了。谁知那性工作者竟然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说有三个男人□□了她，不久，陈有祥等三人一一被抓，而且全都被判重刑，陈有祥属最后一个与那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虽然如此，仍被判无期徒刑，属三人中被判最重的一个。可能也正因如此，所以，他对人生态度比仓里其他人来得更消极些。平日里，就数他怨言最多，看什么都不满意，好像全世界人都欠他账似的。

“我看，凡事也不要太认真，既然监狱规定时间要我们学，那我们就学呗，认真是学，不认真也是学，一切全凭自己掌握，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谁又能奈我何？”这是刘杰的声音。

据说刘杰是因倒卖外汇被判八年有期徒刑，现年二十九岁，身高一米七五，为人比较圆滑。加上剩余刑期不长，仅剩三年多一点，没有小组里其他犯人那么重的急于想减刑的思想压力，所以，他平常对人对事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由于其他犯人对他很少会有戒心，加上又性情开朗，都乐意同他交往，因此，在日常改造生活中，他的人缘关系相对也比较好。

杨凡由于刚下队，面对大伙的闲聊，他想保持低调，坚持尽量做到少说多听。不过，此时他比较注意观察吴忠的表现，这不仅是因为吴忠担任着教员组组长职务，日后事事要归他管，而且，他是一名□□。据说，他同新收组组长李明的情况相似，是因为在广州读书时积极参与了一九□□年的□□，而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如今余刑只剩下不到三年了。但是，刚才吃晚饭时，听邓卫星说，吴忠想在明年第一季度减刑，所以，他现在正在积极争取表现，希望今年年终评审时能评上一个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这样，到明年第三季度申请减刑时就有可能减到一年六个月刑期，从而就能将尾巴（指余刑——作者注）一次性割掉，高高兴兴地回家去。还说，吴忠在外面时交的女朋友前几天来拜山过，据他自己对人说，他女朋友这次拜山给他施加压力，要他明年无论如何必须想办法出去，否则就同他脱离一切关系，因此，客观上，他也感到有压力不小。

杨凡关心这些事情，其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尽可能多了解些有关吴忠的为人情况，毕竟从今往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要与其同吃同住同改造并接受其领导。在杨凡看来，今后能否搞好与吴忠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自己在改造生活中的切身利益。

“老刘，你可是我们组的老兵之一呀，你的话影响不小哩。”吴忠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才不管那么多，人既然长了嘴，就要开口说话。不过，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心里闷得慌，只是想发泄一下罢了，都是同改（指对共同一道接受服刑改造的犯人之间的称谓——作者注），难道还会有人去队长那里告我状不成？”刘杰半笑半认真地说。

“我的意思不是不让说话，只是希望各位同改说话时声音尽量小一点，要是让值班队长知道我们教员组的人利用学习时间在仓内聊天，那就不好了。前几天，中队郝指导员专门找我去并把我狠批了一顿，说教员组犯人整日松松垮垮，在路上遇上队长也不晓得停步让路，还说我们教员组内务卫生是全中队最差的，换洗后的内衣挂在墙上随处可见，极不雅观。他说，如果下次还让他看这种情况，就把所有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东西全部丢到垃圾桶里去，并给本人扣大分。所以说，我们大家今后还是多注意些为好，毕竟这是监狱啊！”吴忠怕引起刘杰误解，赶紧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