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想到战争结束后还有再见到她的时日，更没有想到，见到她是在报道战后审判的报纸上。最初凯瑟琳与其他护士一起作为证人，随着人们的愤怒和恨意越来越高涨，凯瑟琳从荣誉的白衣天使变为被审判的罪人。有人指责她支持纳粹的暴行，有人说她借职务之便充当纳粹的间谍，将犹太人悄悄杀害或运往集中营。前几次，莱姆斯心急如焚地写信，想要为凯瑟琳辩护，后来，他千辛万苦挤进陪审团，看到凯瑟琳站在被告席，高傲地昂起头颅：“我的确插手了犹太人的秘密运送，但我是冒着危险请求曾经的家人帮助他们从德国离开。我的所作所为完全经得起正义的检验，我唯一的错误是出生于信仰纳粹的家庭……”

有人问她是否能够证明，凯瑟琳变得脸色苍白：“没有人。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失去了音讯。”

“骗子！”证人席上的老妇人冲动地站起来叫喊，引起一阵短暂的骚动。

“送我们离开的人在半路上把我们送去了另一个集中营，是你导致了她的死亡，你要为这一切负责！”

她怀抱着一张黑白相片，那是一个年轻女孩的笑脸，鲜艳明媚，目光充满无限希望，莱姆斯仅仅望了一眼，便捂住了双眼——那是他的第一届学生，唐克斯。他对这个笑脸太过熟悉，这个活泼而热爱欢笑的姑娘曾经最爱在课堂上举手，或者在下课后拦住他问东问西，成绩永远名列前茅。有时他在她身上看见凯瑟琳曾经的影子，只是如今爱笑的犹太姑娘唐克斯死在不知名的荒野中，高傲的凯瑟琳站在被告席上，嘴唇蠕动，再也说不出话来。

从那时起，莱姆斯心中的某种坚不可摧的东西动摇了。他依旧写信，为找到其他的证据而奔走，而每当传来那些位高权重者逃亡国外，接受庇佑，衣食无忧的消息，他心中的绝望便更深一分。后来他几乎停止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寻找，也不再去审判法庭，战争的意义在他心里日渐模糊，罪恶却一天比一天深重。到底谁该来为这一切负责呢？是那些颐养天年手不沾血的恶魔，还是在战争的车轮下浑噩听命的小人物？

他想不出答案，可无论哪一种，都不该是凯瑟琳。

奔走和努力没有回音，仁慈的上帝也不加理会。又有什么办法呢？能够怪罪的是战争还是历史本身，或者有没有一个罪恶的神祗，能够解释一切的悲剧？这谜底也许很久以后才会有人解开，然而从那时起，悲剧就已经注定。莱姆斯没能抱着凯瑟琳的遗骨沉睡，他能够超越生死的爱情在不断的怀疑、纠结和迷惘中渐渐蒙了尘埃。

凯瑟琳在漫长的审判中被击垮，曾经压抑不住的生气和野性仅余一丝残存的微光。她在战争中的错误和在医院的贡献被来回拉扯，最终判决是服刑两年。在监狱中，莱姆斯去看望过她一次，他本想告诉她不要放弃，还带了母亲的戒指，想要实现战争结束就向她求婚的诺言，可当他见到穿着囚服的凯瑟琳，数度想要张口，最终却只能背过身去，掩面而泣，留下一句“我会来接你”，便放下手中的百合花，逃离了那里。

他始终欠她一朵玫瑰。直到凯瑟琳出狱的那天，他也只是像这样疲惫地道别，将她送回家，然后头也不回地逃离埃克塞特。在伦敦居住的五十年间，他一直拼命压抑着不知为什么要压抑的情感，一次次地将见她的计划延迟，种在庭前的玫瑰开了又落，他总是没能找到最美的一枝。

☆、第 6 章

莱姆斯一直在雨中待着，直至双膝疼痛，不得不站起来。他缓缓捡起手提箱，颤巍巍地离开了墓地，前往凯瑟琳的故居。那矗立在村落尽头的原野上的小屋仿佛浸透了亘古的寂寞，独自坐落在灰茫的天空下。莱姆斯沿着原野上的小路向它走去，穿过细雨中挺拔的白桦和盛开的紫丁香，穿过飞掠而逝的岁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春天中来到小屋的门前。没有上锁，他推门而入，迎接他的是一个落满灰尘的箱子以及扑面而来的记忆，他没有注意这腐朽的屋子周围满布的蜘蛛网和窗边蔓生的荒草，径直走向了箱子。

里面有两摞用丝带捆扎好的信件，一摞明显要更厚，也更新一些，莱姆斯犹豫着拿起较薄的那一摞，抽出了一封信。泛黄的信纸上用黑墨水工整地抄着一首诗：“散落在时间尽头的一代代玫瑰，我但愿这里面有一朵能够免遭我们的遗忘，一朵没有标记和符号的玫瑰在曾经有过的事物之间，命运赋予我特权，让我第一次道出这沉默的花朵，最后的玫瑰…… ”

字迹干净笔挺，来自十六岁的莱姆斯·莫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