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九号的傍晚。江东来和我喝酒。最后他把啤酒瓶摔碎在我的柜台上。晶莹的绿色粉身碎骨，带着啤酒白色的，凉凉的泡沫。他说：“肖强，从现在起，我不是你的哥们儿。”

其实临走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让我痛不欲生的话：“我真是妄想。我怎么能指望一个拿着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当圣经的人会敢作敢当？”

为了这句话我顽固地恨着他。为了这句话我曾经对他的歉疚早就荡然无存。直到两年前，我在街头看见他。他上车之后愣了一下。他的眉宇间有了风尘气。不过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猥琐的风尘气。看着这样的他我也有些糊涂，我积压了这么久的恨意好像一下子无法对号入座。

就在这时候他说：“哥们儿，有空吗？咱们喝酒去。”

于是我就原谅了他。在一刹那间原谅了他。我想我们毕竟有缘分，至少我们对“女人”有着一样的眼光，一样的品位，更重要的是，一样的憧憬和梦想。

尾声 夏夜的微笑（2）

｛周雷｝

一个好不容易不用加班的晚上。我和天杨非常恶俗地去电影院看《十面埋伏》。结果欣慰地发现，原来张艺谋现在比我们还恶俗。

凉爽的夜风里，我很喜欢她的高跟鞋敲击着步行街路面的声音。她点上一支烟，很娴熟地挽紧我的胳膊。那时候我就开始批判自己：“你怎么能这么心满意足呢？一个人才二十四岁就这么满足还有前途可言吗？”

在这份可耻的心满意足里，我第一次怀着善意打量这个我出生并成长的城市。

夏天是最好的季节。空气里有一种奇迹般的澄明。

我们散着步，路过了北明中学。高考红榜又贴出来了，状元们的照片被人人观赏，大家评价得更多的是他们的长相。

堤岸上的旧房子都没有了。建成一个新的商品房小区。碰巧这间公司有一个我过去在房地产公司的同事，他可以很爽快地给我这里房子的底价。明年，我们也许就要把家安在这里了。

生活是简单的。简单而安静。我的故乡毕竟善良地接受了我。我就要像个真正的成年人那样在这里安家，立业，有自己的孩子。也许过不了多少年，我的表情也会变得跟街头这些来往的人一样。我第一次觉得这不是一件不可以接受的事。我想要个小女孩。一个像童年的天杨一样安静，一样聪明的小姑娘。最好漂亮一些但也别太漂亮。

电视新闻并不好看。可是跟天杨在一起的时候，我仍然喜欢把电视调到有新闻的频道。印象中这是一个家庭的夜晚最标致的景象。我简直像是个过家家的小孩儿。天杨就在这时候走过来，很不客气地枕着我的腿，“我不看新闻。给我转到电影频道。”我已经很恐怖地感觉到这将是我们家日后的——决策模式。

就在我寻找遥控器的时候，我看见我们的唐槐在屏幕上一闪。记者正在采访一个长得就很像专家的专家。我这才知道，我们的唐槐快要死了。它太老了，害了一种很难治的病，镜头下它依然苍翠，不怒而威。衬得围着它瞎忙活的那帮专家和记者很没品。

周末晚上我和天杨一起到了步行街，我得看看它。我是当着它的面第一次吻天杨的。八点钟，天刚擦黑。它依旧宁静地立在步行街的尽头，根本看不出它死期将至。令我惊讶的是，它的护栏外面居然围了一圈人，这些人看着专家们在护栏里面治疗它，看着他们给它拍照片，这些人看上去都像是吃过晚饭出来乘凉的。一个年长的人对我们说：就是因为那条新闻。这几天，每天都有来乘凉的人，顺路过来看看它。不是多么刻意的举动，看看而已。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几年，第一次知道原来它也有这么真诚和温柔的时候。这个我甚至不愿用女字边的“她”形容的城市。

那天晚上我特别煽情。煽情得丢人现眼。我很郑重地跟天杨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想告诉她我究竟为什么丢掉了成都的那份工作。当然不全是因为冯湘兰——准确地说，冯湘兰的事只是导火索而已。

那时候我们公司接了一个对我们来说不小的单子，给一个化妆品牌做发布会。那时候我刚刚升职，自然傻逼似的干劲十足。但是临到前一天，我们这帮傻瓜才想起来忘记了确认酒店的场地。结果是，一票人人仰马翻地再去临时更换场地，收回来的钱只有预计的一半。老总自然大发雷霆，我们每个人的奖金都泡汤了。更重要的是，我当时几乎是想也没想就在开会的时候说：“我很抱歉我失职。虽然这件事我已经跟梁小姐交代过，我应该注意多提醒梁小姐几次——”梁小姐是我们公司一个文员，已经做了三年。结果她被炒了。我当然是在为我自己推卸责任，因为如果我不说那句话被炒的人就一定是我。当然这不是理由，只是我一想起又要重新去过那种在招聘会上像男妓一样人前欢笑的生活就浑身发冷。当时那纯粹是一种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