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回乡被强抽壮丁之后,宝瑞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尤其是等到了上海后才得知,其实他和宋先生都被保长蒙骗,宋先生后来从县参议院院长那儿了解到,像宝瑞那样的就是不用被抽壮丁。但参议院院长也不愿处理此事,任由保长在下面胡作非为。宋先生在给儿子的信中对政府表示失望,宝瑞更是极度失望。他们就这么对待他这个在八年抗战中拿性命博出来的有功之臣,天理何在。
但宝瑞实在是打仗打怕了,再愤怒,他也不会揭竿而起,投奔延安。他此时更觉得宋先生的“三不”方针很是有理,他以后要照着做,远离那些丑陋。
宝瑞在机械厂钻研技术,启元在洋行安心挣钱,两人各奔前程。
县参议院长黄院长来上海的时候,同乡请客接风洗尘,启元有份列席,宝瑞自然是上不了席面。启元特意穿上一身新西装出席,不过他自知去了也是旁观,穿新西装不过是不给爹爹坍台。
不料黄院长却特意走到启元面前,要启元回家做做宋校长的工作,既然高票选为县参议员,好歹抽个时间起码开一次会,别一次都不去,又不能开除宋校长这样的人在参议院的位置,让他这个做院长的非常为难。
这件事,启元显然无能为力,况且他心里支持爹爹的举动。去年为了承文的事回家一趟,太太也曾与他提起老爷不肯去参议院开会的事,让启元劝劝老爷,不要辜负选举的高票,再说做参议员并不违背“三不”。宋老爷听启元提起此事,眼镜片后面全是嘲笑。
“选举?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次选举,究竟是谁在选举,标准是什么。这种被县政府操弄的选举选出来的参议员,纯粹是政府的傀儡,怎么可能不违背‘三不’。”不过宋老爷说到这儿,怡然自得地道:“当然,我高票当选倒不会有假。”
因此,启元面对黄院长的嘱托,嘴上唯唯诺诺,心里却同样怡然自得地想到,弄不好黄院长的选票不如爹爹的高,若是这选举真是公开的,就轮不到黄院长当那参议院长了。去年时候,宋老爷以为他不去开会,县参议员应该很快将他除名,不再烦他。连启元都想不到,事过境迁一年,爹爹依然在位参议员,这事儿,真是政府让你做你就做,不做也做,果然纯粹是县政府的傀儡。
回头启元将黄院长的嘱托说给朝华听,朝华笑了,一帮大人做事,还不如小学生,小学生选班长还好歹全班举手表决呢。刚刚日本军投降时候,大家还一头热心地欢迎自家人回来统治,才过不了一年,一个露出大尾巴,一个看清本质,一切于是照旧。
年中的时候,受启元所托,帮忙物色房子的一位朋友来信,告诉启元有什么房子待售,价钱几何。启元和忆莲便比照着朋友的来信辛苦存钱,启元的薪水不菲,到年底时候,存款可以买下朋友心中的一套房子。那房子一楼一底,楼下是客堂与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还得与另一户人家共用一条楼梯,房子着实简陋,即便忆莲家不富,娘家的房子也要比那房子敞亮得多。好在启元对生活不甚计较,他看到朋友画的房子后面有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口井,就对那房子中意上了,一心只想到满院子的春花秋月,却忘了那房子都没茅房。
等到1948年春节前夕,启元与洋行老板结清账目,领一家人回乡了。此时忆莲经上回石头村流产后再度怀孕,一家人在船上憧憬着自家的房子,和独立的新生活,很是不切实际,就像脚底下这艘在水上漂的轮船。
启元想不到爹爹会激烈反对他在县立小学附近买房住。他结婚后又不是没住过外面,一会儿去石头村办学,一会儿又在抗战时期住校,那时候可都还是爹爹让他出去住呢,这回怎么不行了?宋老爷一会儿说上思房的空房多得很,为什么要搬去外面住;一会儿又说他也有一套清净院落在学校边上,启元一家可以搬去那儿住。逼得启元不得不挑明实情,“又不是我不想住家里,太太欺压我,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顶撞太太,外人看着更不好看。大姐说,太太就是看我们做人斯文,才步步紧逼,谅我们顾全大局不会嚷出去,唯有退让。”
宋老爷做声不得,若不是儿子直说,他倒想得过且过的。他勉强跟启元去看了那一楼一底的房子,那房子挤在很多房子里面,走近就能闻到一股浑浊的人味儿。再看底楼的房子前窗几乎被前面一幢房子遮蔽,大白天屋里暗无天日。顶楼则很是低矮,高一点的人伸手可以扪及屋顶的瓦片,如此低矮,想改造一下装上天花板都有难度。这等卧房,冬凉夏热是难免了。再加上一条与别家共用的楼梯,这房子在宋老爷眼里简直一无是处,比上思房佣人住的还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