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大为逆耳。就是这个让人不佩服的人，前不久才救过你的命呢。柯以总是喜欢劝人抗日，可是抗日是要谈资本的，就像他劝自己搁笔停到抗战胜利以后再编剧一样，那么这段日子里，叫她吃什么穿什么，拿什么给她母亲治病呢？他自己是共产党，便想发展人人都做共产党，但这世上任凭战乱频仍，派系林立，总要有平常人，要过柴米油盐的普通日子，总不能要求人人都起来拿刀拿枪地去抗日，去革命。她并不想丈夫做英雄，但是她也不要他做汉奸，她只要知道他是一个基本上的好人就罢了。

可是，怎样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基本上的好人”呢？她却又不知道了。无用的好人是很多的，但蔡卓文却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无用的人，他是个官儿，可这也由不了他，他总之没有主动去做过什么坏事就行了。他还救了柯以，他能救柯以，就能救更多的中国人。救好人的人，当然也是一个好人。

想到救人，就立刻想到了今天被她连累的那两个抗日分子。她忽然有些坐不住，站起身来拿过手袋说要告辞。

柯以见她谈着谈着忽然说走，以为自己得罪了她，忙忙阻止：“黄裳，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

“那就不要再同姓蔡的来往了，他不是好人……”

“可他是我丈夫。”黄裳截口打断，忽然一不做，二不休，明明白白地宣布，“柯老师，我们已经结婚了，请为我祝福吧。”

柯以呆住了，一时震惊过剧，说不出话来。他眼中的黄裳，忽然化做一条妖娆的蛇，那是收塔前的白素贞，明知死路而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她的眼中，带着那样一种破碎的希望，一种绝望的热情，一种无奈的执著，与痛苦的坚持。

然而片刻，她又回复了娇俏婉媚的黄裳，一双眼睛清澈见底，平静地微笑：“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我不怕。我答应过他，为了他，就是压在雷峰塔下我也愿意。如果真要受罚，我愿意陪他下地狱。”

为了方便同黄裳见面，蔡卓文在国际饭店包了一间房子。这天，黄裳因为急于见到卓文，等不及电话通知，直接拿钥匙进了屋子，等在那里守株待兔。

起先她很担心自己这样一个单身女人住在酒店里未免太过引人瞩目，但是上海大酒店里的侍应生都是训练有素，被要求做到客人说话声音再大也听不见，玩笑再过也笑不出，太太再多也记不得的，每日早晚在黄裳房里出出进进，打扫卫生或是送餐送饮，脸上向来除了习惯性的微笑之外就再没有第二种表情。黄裳这才放下心来，相信了卓文关于租酒店比租民房更安全的解释：舒适、方便、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度。

酒店的大门似乎具有某种魔力，世上的战乱、烦恼、贫穷、劳苦、奔波、倾轧……一切不快乐不高贵的事情到酒店门前就停止了，进得到门里的，都是全上海最美好的事物：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墙面、花团锦簇的长毛地毯、时令鲜花、红酒与香槟、美女和财富、以及各种最周到最殷勤的服务。难怪有很多异乡人喜欢长年住在酒店里乐而忘返，只要一天付得起房租，就可以做一天的上帝。等到囊中金尽，转眼变成乞丐，那已经是酒店门外的事。酒店门里的人照旧是看不到的。因为音乐声淹没了所有的哭泣。霓虹灯下再苍白的脸也是妩媚的，女人的眼睛里都流着光，而男人的风度派头一流。

一直等到第三天傍晚，黄裳终于接到家秀电话，说卓文打电话到“水无忧居”，听说黄裳已经住进酒店了，他答应会尽快过来，让她不要走开。

心里有了盼望，反比前两天完全没有消息更来得急切。黄裳心烦意乱，倚在床上看了会儿《红楼梦》，看到大观园一干人划船取乐，黛玉评价“留得残荷听雨声”一节，想起自己同卓文西湖泛舟的情形，愈发心浮气躁，神思不宁，只得合了书坐到窗前拉开帘子向外望，盼望可以在第一时间见到卓文。

夕阳西下，有如一颗巨大溜圆的血滴子，鲜红欲滴，隐隐泛着腥气。风中传来温甜的香味儿，是隔壁楼下面包房新出炉了一批奶油面包，守在外卖窗口的销售小姐丰腴和气，也像一只发酵恰宜的新鲜面包，笑容里有一种温软的味道。树荫下，歇着几辆人力车，车夫打横躺在车上，一边百无聊赖地剔着牙，一边对经过的人品头论足，眼角里带着国际饭店的玻璃转门，随时准备抢生意。门口穿银钮扣蓝穗子制服的男侍们都高大俊美，“哈罗哈罗”地来回跑着给有汽车的客人拉车门，鞠躬的角度从楼上看下去，刚好是一个标准的问号，脚上的一双黑皮鞋便是问号下面那圆头圆脑的一点。车门打开来，走下一双比问号的句点更黑更亮的皮鞋来，上面配着黑色的西服裤子，黑色的长大衣，黑地暗灰格子领带，越发衬得面如古玉、鬓角碧青，不是蔡卓文却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