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赵顼见此大怒。郑侠之意其实并不仅仅在于拉吕惠卿下台，而是明显反对恢复推行新法，更严重的是，他居然把王安石比为杨国忠，把吕惠卿比为杨贵妃，如此一来，赵顼自己岂不就成了昏庸误国的唐玄宗了？

他的愤怒吕惠卿当然不会忽略，便顺水推舟地在朝堂上上奏说郑侠“讪谤朝政”、“影射圣躬”、“心怀不轨”，请陛下严惩。于是赵顼下令，罢郑侠监安上门之职，编管英州。

而这对吕惠卿来说又是个清除异己者的好机会。他继续向赵顼揭发说郑侠与冯京及王安国交情一向很好，此番作《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多半出自二人授意，不可不追究他们交通郑侠之罪。因此赵顼再罢冯京参知政事之职，贬知毫州，罢王安国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之职，放归故里。

“现今吕惠卿俨然已成皇上跟前第一大红人，群臣争相依附，惟其马首是瞻。他野心勃勃，早就觊觎着同平章事之位，韩绛他是不会放在眼里的，想来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皇上会把大哥召回复相，所以必将费尽心机阴谋阻止皇上实施此意图，大哥不可不防呀！”这是王安国对王安石所说的最后的话。熙宁七年八月十七日，他病卒于江宁王安石府邸，结束了耿耿不如意的一生，时年四十七岁。

吕惠卿之嚣张令同平章事韩绛深为不满。韩绛身为宰相，吕惠卿照理说不过是他的副手，但事实并非如此，吕惠卿经常插手韩绛的政务擅自作主，而把办案牍这类副相参知政事做的工作推给韩绛，完全越俎代庖，甚至当面与他高声争论，两相比较下来，韩绛越发怀念对他有举荐之恩的王安石。他见吕惠卿处心积虑地开始在赵顼面前有意无意强调和夸大王安石的过失，知道他是怕赵顼重新起用昔日宰相，便铁了心要设法请皇上召回王安石。他很清楚，吕惠卿气焰日炽，不可一世，现如今也只有王安石父子的能力、魄力与同样决绝的作风才能压倒他了。

当某日赵顼兴致勃勃地与他提起《三经新义》的精妙之处时，韩绛长叹道：“可惜此书尚未修成王相公便已辞官而去，《新义》再好却也不过是几卷残篇罢了。”

赵顼闻言顿时黯然，不禁再次深切怀念起了外放到江宁的与他一起奋斗多年的王安石。

韩绛立即劝道：“臣自感能力有限，继续占据同平章事之位恐会有负陛下期望。惠卿虽有能力但行事不够稳重，爱显露自己居功自傲，比起王相公毕竟逊色许多。如今‘天变’危机已过，无人再会就此嚼舌，陛下不如把王相公召回，重助陛下推行美政，继续修撰《三经新义》，于国于民于后世都是大有益处的事呀。”

赵顼目露喜色，颔首道：“朕也想调他回来。难得卿不计个人名利甘愿舍相位让贤，如此大度，朕岂可不准卿所奏？”

赵顼很快遣使前往江宁召王安石回京复相。王安石并不推辞，立即举家由最短捷径赶往汴京，七天后到达。熙宁八年二月癸酉，在罢相九个多月后，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复以本官同平章事。

进香

一连几夜王安石与王雱都泡在相府书房里看这几月的政事资料与各地官员上呈的奏疏，发现奏疏中有不少都是反对吕惠卿执政期间推行的“手实法”的。

手实法是吕惠卿在熙宁七年十月采纳弟弟曲阳县尉吕和卿的建议推行的另一项“新法”：令民间田亩物宅、资货畜产均估价报官，酌量抽税，隐匿有罚，揭发有赏。主要针对“五等丁产薄多隐漏不实”，即要向农村贫困的农户增加赋税。经过一场旱灾这些农户早已贫困不堪，如何能再忍受这样的盘剥。各地上呈奏疏中反映民怨者比比皆是，当时已从杭州移知密州的苏轼也愤然写成一篇《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表达他对“手实法”的忧虑和不满，并公开拒绝在密州治下执行“手实法”。

看了这些奏疏王安石按捺不住拍案而起，怒道：“岂有此理！向贫户收税竟收到了家什、骡马、猪豕、牛羊、鸡鸭的头上，如此苛税盘剥百姓的法令也敢称新法么？”

王雱也应声道：“吕惠卿如此倒行逆施根本是曲解了我们变法的目的，变法首先旨在富民，再由富民而强国，而他一味急于敛财而不顾实际民生强行征收如此苛税实在有违变法初衷。更严重的是，他那隐匿有罚，揭发有赏的规定导致百姓相互猜忌，邻里相互戒备，世风日下，人民对新法大为不满，累及青苗、募役、市易、保甲等法令的推行实施，这样下去如何得了！父亲应该设法削他的官、废除此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