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的声音永远是寝室里最大的，但又不能特别大，因为怕她的助听器里产生蜂鸣。我慢慢地大声说话，要咬字清晰，要读音标准，要用尽量简单且少同音字的词句。而她，大约全寝室都能听到她在电话那边大声嘱咐我，说她每天看着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看济南的温度，明天要下雨啊，你记得带伞。通话最后，总会有那么一句：“还有五个星期你就要回家了，乖乖，我天天看着月份牌数啊数啊，数一天，我的大乖乖就离回家近了一天。”我也在电话这边欢喜地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句话在多年后的回忆中，不计时间地点，都会令我流下泪来。

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场景——每次节假日回家，当我走到楼下时，还不等上楼，就能看见楼上某个窗户被推开，她一头雪白头发露出来，好远就冲我招手。她在楼上大声喊我的乳名，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拎起行李往家跑，上楼，门早开了，她站在门口，一把抱住我，嘴里念叨着“可算回来了，我在阳台上都站了三个钟头了”……她的身高才到我下巴，我弯下腰环抱她，深深嗅她毛衣上一点点樟脑球的味道。

就为了这个熟悉的味道、这对我而言代表“家”之全部意义的味道，在三十岁之前，除了蜜月旅行，我将一切节假日都用在了“回家”上。许多次，我看《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向往那些山山水水的峻秀，但只要抬起头，看见她雪白的头发、盯着我时心满意足的目光，我便再也迈不出旅行的脚步。我知道我已经离她太远了——当我在这个距离家乡四百七十公里的城市安家落户、生儿育女，我能给她的，也不过就是法定节假日的片刻相聚。没有人知道，尽管我已经用所有可能的时间去陪她，但遗憾的情绪仍在我心里起起伏伏。那些不得不存在的别离、那些遥远的想念与阳台上的等待……此后的半生，只要记起，便是痛悔。

她在我三十岁那年的冬天离开我。

腊月二十四的深夜，天寒地冻，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作“无能为力的绝望”，就像电视里那样，看仪器里那道起伏的绿线渐渐变直，发出尖锐的呼啸……那是一场噩梦，可又是她盼了太久的相聚。在生命的最末程，她每天艰辛地支撑着，或许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十五年前的同一个夜晚，外公在凌晨离开我们。

她从不吝于对我炫耀她的爱情：她的男人，才华横溢写一手好文章，字也漂亮，长得不帅但心疼老婆，见她心脏不好，虽只得两个女儿却毅然选择结扎。她反反复复告诉我“电线杆子高，也不能搂着睡；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老了老了都一样；钱多也是愁，太有钱的两口子也不一定能过好日子”，很久以后我恍悟，因为父母工作忙、见面少，其实我所有的爱情观，都是外婆帮助树立。

其实，她是外公的续弦，但也因为她的缘故，我的择偶标准变得更加客观。我曾经问过妈妈：“如果我嫁给一个离过婚或丧偶有孩子的男人，你能接受吗？”我妈表情淡然地答：“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你姥姥就嫁给一个丧偶有孩子的男人，她也过得挺好。”听到这个答案，我微笑——你看，她影响的，其实是一个家庭几代人的坦然。

正是因为这份依恋，相守四十年后，外公离去，她瞬间苍老，花白的头发没多久就变得雪白。许多人赞她的头发好看，说是像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老师。我却想，那大约是她的爱情，留给她的最后纪念。

这也是我在外公过世后，再一次直面死亡与失去。殡仪馆里，我抱着她的骨灰盒一步步往祭奠的区域走去，下雪了，又结成冰，台阶很滑，我穿着单鞋，脚冻僵了，只能努力一步步使劲踩下去，走稳——我怕颠簸，我知道她晕车又晕船。

她葬在面向大海的山坡上，在我爷爷奶奶的坟冢边，第一缕阳光能照耀到的地方。因为她说过喜欢那个向东的、看似寻常的山坡，喜欢那里到处都是松柏，还有和气的亲家相伴。她觉得和相熟的人在一起，安心。

送她和外公去安家落户的那天，表弟扛来了六棵硕大的迎春花枝，小辈们一起扛上去栽下，然后轮流下山提水浇灌。拎着水桶走在半山腰上，我抬头看一眼远处藏在阳光里的海岸线，想象着，春天来的时候，像海子说过的那样，她生活的地方，才是真真正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爱她。遗憾的是，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有没有对她说过这三个字。

也因为这场别离，我第一次想起许多关于未来的事，比如，未来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