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兰戴维，出生于天竺国低种姓首陀罗之下一个叫马拉的种姓。小时候她家里很穷，但并非赤贫，因为她家里还有一棵粗壮高大的“聚宝树”——neem树。

11岁那年，普兰的大伯成为家族族长，他不仅继承了大部分的家族财产，也继承了主宰家族其它成员命运的权力。大伯的儿子，亦即普兰的堂兄，在父亲成为族长后，仗势欺人，不仅砍掉了普兰家的neem树，还霸占了卖树的钱。从那以后，普兰的人生就变得不一样了。

普兰刚开始的反抗是和平的。但是用静坐方式进行反抗的普兰，依然激怒了堂兄。这一年，普兰被堂兄“送”给了一个比普兰大20多岁的男人，而此时，这个男人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只有11岁的普兰被这个男人强奸，还被强迫干苦力活。受不了折磨的普兰跑回娘家，才发现自己在村子里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普兰坚信，自己遭遇的一切不幸，都始于那棵被砍掉的neem树。于是回到自己村子的普兰，将堂兄告上法庭。很可惜，在天竺国，即便同是P民，地位也有高有低。没有neem树的普兰家一贫如洗，自然无法对抗族长的儿子。1979年，16岁的普兰被警方逮捕，拘押期间她遭多人轮奸。

1980年，命运之轮再次改道——普兰被一帮土匪绑架。

同为马拉种姓的土匪二当家杀死企图强奸普兰的大当家后，普兰和二当家维克拉姆在一起了。维克拉姆教普兰使用枪支，教普兰在抢劫、绑架和勒索的土匪活动中锻炼自己。没多久，普兰就成功地变成了一名女土匪。

张时铭拿出手机，翻看着《Bandit Queen》（土匪女皇）的简介，扭头问Lohar，“后来土匪内部火并，维克拉姆被杀，然后普兰又被贝麦村的男人们轮奸？”

“是啊。”Lohar叹了口气，“她长得不丑，但不管以哪个民族的审美看，都不算美女……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遇到了那么多强奸犯。”

“强奸和美丑无关，也和性欲无关。”张时铭咬牙道，“它只是男性宣泄所谓‘性权力’的一种方式……你是天竺人，应该知道这种男性逻辑。在华夏，男性表达对东瀛国侵华的愤怒时，也喜欢说什么华夏强大后，要去东京强奸所有女性……在这些欺软怕硬的男性看来，即便伤害自己的是对方国家的男性，他们报复的对象，依然只有女性！”

“我很庆幸自己在8岁的时候，就被我母亲带到阿费力加洲，然后又来到集团基地读中学、大学。”Lohar环视着身后破败灰暗的小村庄，感叹道，“我是贱民出生，达利特，地位比首陀罗更低下。如果留在天竺，我的命运不会比普兰更好。”

“普兰好歹反抗了。”张时铭道，“贝麦村轮奸她的男人，不是都被她杀死了吗？”

“她杀了22个男人……不过她最终还是向中央邦投降了。”Lohar问道，“头，你怎么评价普兰当选国会议员后的行为。”

“不能说议会斗争都是死路一条……但是天竺国的情况不一样，这里不适合做议会斗争……没有彻底的革命，议会就是橡皮图章。”张时铭道，“而且，即便是橡皮图章，权势者也不愿意让普兰这样的人掌握。所以37岁那年，她才会在自家门口被枪杀。”

Lohar点点头……来天竺前，Lohar被陈穆康逼着，读完了《毛泽东选集》全五册，还学习了华夏革命史。看了这么多书，她才明白天竺女性悲惨的命运源自两大压迫——阶级压迫（包括但不限于种姓制度）和性别压迫是压在天竺女性身上沉重的大山。只有搬掉这两座大山，才能彻底解决女性问题。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是游击队活跃时期。这些游击队，包括毛派游击队，也包括很多“娘子军”，在天竺政府管制的“缝隙”中穿梭。不过，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气候变暖，加上“苏东波”的倒掉，各种抵抗活动式微。天竺女性对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抵抗活动，从丛林中，转移到议会里。至于效果嘛，有倒是有，但是真不多。

离开小村庄时，Lohar一边开车一边问道，“旅长，你为什么要在女性中宣扬性解放？我怀疑天竺国的女人不会接受这些……”

“性解放是女性运动的必经阶段。不管这个运动有多少副作用，都必须展开。”张时铭道，“认识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的身体，追求身体快感，是女性接受自己身份的前提。一个不鼓励女性爱自己身体的社会，不包容女性追求身体愉悦的社会，认为女性的性快感羞耻的社会，不可能成为女性的天堂。”

Lohar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那我让后勤的人从集团再运过来一批‘夜色’？干脆直接上‘夜色1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