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他在做梦。”威廉大人伤感地说，“上帝已经离开了雅各哭泣的地方，没有人能够在此得到救赎。”

而我劝说鲍德温安心休养的计划，也在推进时面临着重重阻力。鲍德温不肯在举行弥撒仪式时拄上两副拐杖，因为年迈的宗主教“也就才用了一根”，至于让人搀扶着公开露面，更是一口回绝了。他还不肯侧骑，“我四岁时就不再这样骑马了！”恢複运动的方式要麽太激进，要麽太保留，对此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这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最激烈的一次，鲍德温扔掉了我拿过来的药物，沖动地说了一句：

“我受够了！吃药根本就没有用！”

看着溅到脚面的碎片，我竟无言以对。

这时已经接近八月，是盛夏最热的一段时期。困于苦夏体质，加上严格执行封斋，我的体重跌到一百磅以下，简直是去到了死海那片的洼地。在意识脱离身体而去时，我甚至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为着不用再回答这样的问题，内心生发出几分荒唐的感激。

二十七

二十七

我与威廉大人的相识，大约始于八年前的夏季。初见时我在用自制的弯针给病人缝合伤口，做完一擡头，看到病房门口站着一名法兰克修士，正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那年我十七岁，在耶路撒冷城外的麻风医院已经待了八年。多年的杂役生活使我积攒了好些生存智慧，比如法兰克面孔往往是“酒桶”沃尔森的朋友，他们向我问话，我必须如实回答，如果来人衣着体面，那就在每句话后面加上“大人”的称呼。

在我洗手时，那人过来介绍了自己，说他来自提尔，刚从西方游学回来，目前在为耶路撒冷王庭工作。我点点头，叫他“威廉大人”。说完，我们都停了，我在等他问话，而他也像是在等着什麽，过了一阵，他问我：“你的自我介绍呢？”

我就在这里感受到了威廉大人的不一般，尽管他没有阻止我继续叫“大人”，但身为学者多少能够抛去偏见，尽量保持平等交流的姿态。他起初是用略显生硬的阿拉伯语，后来发觉我能跟上又换了法语，从我那根故意弄弯的针“可以有效减少穿引的次数”一直聊到麻风病的早期症状“如何与其他疾病相区别”。末了，他略显不舍地与我话别，说过几天还会来找我，继续探讨一些医学问题。

原本这只是一桩小插曲，忙几天就忘了。但威廉大人下次来时，居然带了礼物：三卷本的伊本·西那《医典》，我一直想读的阿拉伯经典医学着作。在擅长管账的穆萨告诉我它们的市场价格后，我感觉那叠厚厚的羊皮纸非常烫手。

“也许……他只是暂时借给我学习，之后会再让我返还，接着便要求写出翻译。”我连夜给书包了封纸，小心地放到衣箱里保存起来，“毕竟他的阿拉伯语讲得不是很好，读这种书或许需要找人帮忙。”

只是个暂时求取心安的借口，我知道，本地的法兰克学者中，定是有许多人的阿拉伯语远胜于我。很快，这个借口就被打破了。还没等我把这些书读完还回去，威廉大人就又派人送来了一套书，这次是罗马人盖伦的《医经》，是用拉丁文写作的。很遗憾，虽然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我能听懂修士朗诵的《圣经》内容，却对上面的文字一窍不通。迫不得已，我只能去请这边唯一的“修士”，大伊万教我学习，尽管出于某些原因，我们日常交流很少。

“我看那人八成是想栽培你，希望你以后出去为他工作。”后院“修士”大伊万诚恳地说，“考虑一下改宗吧？”

这次，我果真像是被烫到那样，丢下《圣经》，跳起来跑了。

出去是很好，但不对。

我从来都是恋旧的人，舍不得抛弃过往留给我的一切。

我和鲁阿都生在埃及的开罗，父亲是逊尼派的名门望族，可以娶满四房妻子，母亲则是什叶派的平民，连四分之一的妻室都不是，只是因为年轻貌美又无依无靠，就在仆人的小房子里接连生下了两个孩子。我们生来就因私生子的身份备受歧视，何况还是“异端”，很多时候，人们对同一教派下的不同声音的围剿，比对“异教徒”还要兇狠。我和鲁阿长大一些，还是不管不顾地追随母亲入了什叶派，那一幢简陋却温馨的小屋子里，承载着我们最初的童年回忆。然而母亲逝世得早，父亲到耶路撒冷经商赔得血本无归，便把我们卖给法兰克人当童仆，以换取回家的路费。在这之后，我们同开罗那边的联系便断了，想来既是成为了“商品”，就不会再长出脚回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