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要告状，得先请里老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行告官。杨干院属于寺庙体系，因此不受这个流程的限制，可以径直去找知县。换言之，罗显要告杨干院，将会是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杨干院告罗显，却可以立刻进入审理阶段。

这样一来，罗显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杨干院对簿公堂。

知县高琦接到诉状之后，立刻派人把罗显提来。罗显一头雾水赶到县衙，看到佛熙旁边居然还站着法椿。

原来，佛熙主动提诉，还有这麽一层用意。

在《金陵梵剎志》里，关于都纲的权限是这样说的：“若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在外即听有司断理。”翻译过来就是：如果诉讼是寺庙之间的，交由都纲仲裁；若诉讼发生在寺庙和普通民衆之间，则须通过当地官府来审理。

杨干院起诉罗显，属于宗教人士与民间的沖突，自然应该交给歙县知县审理。但因为杨干院是原告，身为徽州都纲的法椿，也有权参与进来。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次起诉是杨干院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让法椿站在公堂之上，与罗显对质。

罗显本来信心满满，法椿是都纲又怎麽样？我家祖坟先于杨干院而起，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有实物、有人证，还有府志、县志、碑文等文献为证，怎麽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没想到，双方一对质，情况却大大出乎罗显的预料。

法椿上来就扔了三枚大炸弹。

第一，他宣称罗秋隐坟墓的所在早已湮灭无闻，现在的坟头是罗显僞造的。理由是：这尊坟墓的形制狭小，坟边又没有石灰勾勒，只有八层砖围，分明是临时草草堆成。

第二，府志、县志记录简略，里面所说的罗氏坟冢位置含糊，未必就是目前在杨干院里的这座，因此不足为凭。

第三，杨干院的建立，与罗氏无关。目前这所禅院始建于唐鹹通二年（861年），位置是在歙县孝女乡，先后经历三次迁移，方才落于杨干。而那篇所谓程元凤撰写的碑记里，说杨干院自宁泰乡迁来，显然指的不是这一所杨干院。院内的坟头，自然也就不是罗秋隐的——罗家人拜错坟头了。

罗显被这三枚炸弹给炸蒙了。这三条虽是强词夺理，可一时之间不易辩驳。

没等罗显辩解什麽，法椿又扔出了第四枚炸弹。

这是一份洪武二十四年的流水保簿，编号“宾一千九百九十九号”。那一年，徽州正好清丈土地，不光要清理民田、官田，所有寺庙道观的土地也要登记造册。杨干院名下的所有寺産，就登记在这份文书里，并写明所属人是杨干禅院。

法椿的主张很简单：流水保簿是最具权威性的官方证明，足见官府承认杨干院的産权在寺僧手中，并无与罗氏有关的字样。禅院内的建筑该如何处置，只有寺僧有权决定。

如果说前三条还属于强行碰瓷的话，那这一条就是直指要害了。

不管杨干院和罗氏在唐、宋、元期间有什麽渊源，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后，法律上认定杨干院是独立经营的，而非罗家私産。

罗显这下子可慌了。

他连忙申请同乡做证。知县发牌调来排年、里老、邻佑来问话。

里老的身份刚才解释过了，邻佑即邻居，这个排年，说来有些複杂。

明代的里长并非终身制，是由十户富裕人家轮换充任，每户轮值一年。轮值的人户，称为现年，不当值的九户，则称为排年。他们有义务为涉及本里的官司提供证词或担保。

这三类人，都是最熟悉罗氏和杨干院关系的外人。罗显以为他们肯出来做证，多少可以扳回一城。孰料这些人在堂上支支吾吾，不肯明言。甚至有两个早已从呈坎后罗分出去的族人——罗承善和罗互社，跳出来代表分家指斥罗显。

看来法椿的準备工作做得十分充足，不光撒出银钱去收买关键证人，还挖出两个跟罗显有仇的閑汉。杨干院是远近知名的富户，都纲这级别的官职说买也就买了，贿赂几个小小百姓自然没问题。

罗显立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极为被动。他唯一的希望是知县能稍微讲点道理，做出公正的裁决。可他站在公堂往上一看，见是知县高琦，心里明白彻底完蛋了。

高琦在《歙县志》和《徽州府志》里有传，他是山东武城人，进士出身，嘉靖五年（1526年）起担任歙县知县。当地人对他的评价非常糟糕：“性刚愎，每以微罪杖人，不服则乘怒加杖，遂令立毙，且複黩货无厌。寻以贪酷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