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知县初来乍到，情形不熟，并没有采取赵昌期那一套有节奏的“内斗”之计，而是直接调集人手前往龙脉，谁凿岩烧灰抓谁。一时间鸡飞狗跳，不少灰户和囤户来不及躲避，纷纷被捕下狱。

县学的学生们一片欢欣鼓舞，觉得金知县真是赵侯再世。没想到，金德义的这个做法太过简单粗暴，反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逼得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的居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冯开时在任那几年，四都居民已经不像从前那麽彼此敌视了，养出了一套抱团的策略。这次金德义一下狠手，他们立刻分散开来，把灰窑往深山里挪，不再互相举报。官府的人过来问话，谁都不会开口。

在婺源山区那种地方，如果得不到当地人的配合，官府想实行什麽政策当真是寸步难行。船槽岭烧灰游击队深谙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凿。敌驻我睡，敌疲我烧。”跟官府周旋起来。金德义的高压政策声势很大，可实际效果并没那麽明显。

这一场官民之间的对抗，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年初。所有人都以为春节之后官府会有所进展，却没料到最先来到的，是四都灰户们的一次反击。

大明律有规定，如果对县级主官的政策不满，民衆可以一级一级向上申诉。四都灰户抓住这个机会，每一户发起一桩诉讼，直接把知县金德义告到了上级徽州府。

此时的徽州知府叫周士昌，四川内江人。他开年一开衙，还没跟同僚道贺，便被铺天盖地的状书给淹没了。

四都居民的诉状并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从其他文献对“刁民”的痛斥中，大概能猜出他们说的是什麽内容：现在税赋太重，田地太少，如果禁止烧灰的话，百姓将无从活命，请求取消金知县的严打政策。

要知道，这会儿已是万历末年，大明基层乱象已然萌生。尤其是从前年开始，朝廷面向全国开征辽饷，每亩土地加征九厘。这笔加税，加不到士绅们头上，到头来还是由自耕农承担，全国农民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具体到婺源县里，本来田地就很贫瘠，辽饷一加，老百姓更没办法种田维生了。他们选择做灰户凿山，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

灰户的这些状纸，还把辽饷的事拿出来当挡箭牌：为了更好地支持辽东战局，我们多赚银子多交税，可一旦禁灰没收入了，辽饷也会受影响，难道你们为了婺源龙脉一己私利，要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吗？

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无论上下，都喜欢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于不败之地，谁反对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对朝廷。婺源灰户的状书挟辽饷以制府县，一点也不奇怪。

徽州知府周士昌拿到这些状子，可犯愁了。婺源保龙这事争了许多年，前因后果他很了解，但这次告状的人上升到了辽饷的高度，着实不好处理。

尤其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已经听说明军万历四十七年三月间在萨尔浒的一场战争中空前惨败，接下来肯定又得临时征派。这种大环境下，婺源保龙一事已然变得複杂化。倘若他一个错判，灰户们再去巡按或巡抚那里上诉，可能这事就通天了。

拖吧！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四十八年的夏天。

对于灰户们的上诉，徽州府迟迟没有回应的动静。灰户们没着急，婺源县那边的金德义先慌了神。因为县学士子和乡宦告诉他，徽州府百分百支持保龙，肯定会立即驳回上诉。可如今上头一直没有动静，这本身便代表了一种态度。

他找到婺源士绅们，抱怨说听信你们一面之词，现在我要吃挂落了。士绅们一合计，不能坐等，得主动出击。

不过诉讼这条路就算了，一打起官司来可拖不起。婺源的重量级人物很多，他们推举出身份最高的汪应蛟，以私人身份给周士昌写了一封信。

汪应蛟是万历二年（1574年）的进士，历任济南参政、山西按察使、天津与保定巡抚、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全靠地方实绩升上来。

严格来说，汪应蛟还没有致仕，仍是官场中人。他的兵部左侍郎，稳稳压徽州知府一头。只不过这时候他因为要养奉父母，留在婺源没去上任。

跟他相比，无论年纪、资历还是官职，周士昌都只是个小字辈。

汪应蛟客客气气地给周士昌写了封信，简单寒暄了两句，然后指责“豪民犹挟其故智，尝试扞罔，且以乞生胧告台下”，直接给定了性是闹事。关于灰户提出的“乞活”诉求，汪应蛟驳斥说：嘉靖四十三年之前没烧过灰，人家是怎麽活的？除了那四都，其他几都也没有烧灰，又是怎麽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