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消息要是传到徽州府耳中，婺源县肯定要吃挂落。谭知县擦擦冷汗，赶紧去问到底怎麽回事。

开始他以为这些愚民贪婪牟利，可再仔细一打听，人家聪明得很，知道龙脉这个话题不能碰，他们抗议的，是灰税的问题。

开采船槽岭上的石灰矿，是需要缴税的，谓之灰税。长林人说，现在要我们停止开采，可又不取消灰税，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开矿收税，不开矿不收税，这诉求挺合理的啊，可为什麽婺源县的公告里没提取消的事，难道是知县大人给忘了？

还真不是。知县大人如今也是满嘴苦涩，这个灰税啊，还真是个麻烦事。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

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一来，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来，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跟朝廷财政无关。

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

单说开矿吧，它的收入主要来自金、银等贵金属矿场。但公公们贪心不足，觉得涵盖範围太窄，自作主张，又想开水银、煤炭、朱砂、石灰等矿。可是公公们人手不够，顾不过来，怎麽办呢？简单，直接针对民间已有的各类矿场征税就得了。

这种税如附骨之疽，沾上就脱不开。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按照三成比例缴税。挖了一个月，矿藏见底了，那税还交吗？还得交！那矿已经挖空了怎麽办？不管，只要官府的矿场税簿有你这麽一号，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销掉。你开新矿也罢，继续种田也罢，总之得把这笔税补上。

船槽岭烧灰的灰税，正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收上来的税款，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金库，根本不经过婺源县、徽州府以及南京承运库这条国库线。他们收了多少银子，地方政府无从监管。

于是事情尴尬了。婺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却无免税之权。谁那麽大胆子，敢替皇上省钱？可是不免税，烧灰根本无从禁止，非激起民变不可。

谁也没想到，这麽一个小小的争议，居然会扯到天子。谭昌言抓了半天头发，又派人去细细勘问，才算从这个僵局中理出一缕解决的希望。

原来船槽岭的开采规模太小，利润又薄，矿监税使们懒得亲自来，而是用包税的形式来收税。所谓包税，是这麽运作的：比如有一个叫张三的人，跑去跟李四公公说，船槽岭太远，不劳您亲自关注，您把那边的税包给我，甭管我怎麽收，反正每年给您送来100两银子。李公公一听，挺好，準了。张三拿着李公公的片子跑到矿上，让灰户王五、付六两家开烧，统共收上120两银子，100两给公公，20两自己留下。

说白了，这种模式就是官府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个人，约定一个上缴额度，超过额度的即是包税人的利润。

对粗放型政府来说，这麽做特别省事，但副作用也特别大，因为包税人不是政府，他为了获取利润会拼命压榨地方，不崩溃不罢休。在那个例子里，张三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一定会拼命压榨王五和付六，压榨越狠，他得钱越多。

包税在宋代叫买扑，只在某些市集试行过。而元代连田税都敢包税，终至天下动蕩。等到明代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包税基本上销声匿迹。直到万历矿税大起，它才又露出端倪。太监们人手有限，而要收税的地方又太多，像船槽岭这种偏远地带，索性承包出去就好了。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船槽岭的这个包税人，婺源县应该还有机会解决灰税问题。

接下来谭昌言到底做了什麽事情，文献上并无记载。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长林抗议事件后没几天，灰税居然奇迹般地取消了。

虽然这段历史隐没于黑暗中，无从揣测，然而从婺源县发布的公文里，我们多少能猜到一点隐藏剧情。

五月二十八日，婺源县就龙脉事件正式回複徽州府。在最终呈给上级的定稿里，谭昌言先是回答了之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干问题，然后说了一句暧昧微妙的话：“长林抗禁之情，尤藉口于灰税……向以包税之故，反啓伤脉之端。而不独为县龙、学龙大害，而与设法包矿保全山灵之意，亦大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