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都是主观题，是否中举，完全取决于考官一念之间。江南士子的水平，比江北高出一截。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掺在一起送进去，无形中会産生对比，让三府中举率更高。

更何况，本届乡试人数太多，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容易心理倦怠。批前面的考卷，可能还会仔细批阅品味；批到后来，便开始敷衍，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应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等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

对这个行为，六府考生愤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人家一不受贿洩题，二没冒名夹带，三无涂改考卷，只不过是改了改送卷的次序，没违背任何规则。因此这件事虽惹得物议汹汹，但终究还是不了了之。婺源人得知真相之后，悻悻而退。算了，这次运道不好，下次咱们再来讨回公道。

三年之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秋闱再开。这一次应天乡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赴考士子超过六千人，是明代南直隶乡试人数最多的一届。而录取解额只取一百三十五人，百分之二的录取率，可谓空前残酷。

这一次婺源县尽遣精英，务必要一雪前耻。

重阳节之前，榜单贴出来了。

婺源士子中举者，有施所学、方大铉、余懋孳、卢谦四人，其中卢谦是庐江籍，婺源本籍的只有三人。

总算没脱科，但也仅仅比没脱科好那麽一点点。不过婺源人的希望还没彻底断绝，因为考试还没结束。

乡试结束后，全国举子将在次年的年初赶赴京城，参加礼部举办的会试，称“春闱”。会试通过的考生，叫作贡士，仕途之望已是板上钉钉。接下来皇帝会亲自主持一场殿试，没有淘汰，只为这些贡士排一个名次，分三等。

一甲有三人，赐进士及第，即我们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婺源的举人数量不少，只要任何一位能在会试和殿试拿到好成绩，就足以抵消婺源县在乡试中的发挥失常。

转眼来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会试考完，殿试金榜很快也公布了：一甲三人，没有婺源学子的名字——顺便一提，这一科的榜眼是未来几乎挽救大明的孙承宗；二甲五十七人，也没有婺源学子的名字；直到三甲放出，才在第一百零一的位置上出现了余懋孳的名字。

哦，对了，陪余懋孳在三甲队伍的，还有一个毛一鹭。将来他会成为应天巡抚，在苏州杀死反对魏忠贤的五个义士，成就一代名篇《五人墓碑记》。

金榜名单传到婺源县，整个县城陷入一片恐慌。

整整六年时间，整个婺源县只出産了一名同进士和两名举人。这个成绩在那些边鄙小县，或许是不得了的成就，可对婺源来说，却不啻是场灾难。

往小了说，学子的科举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像是县学教谕，至少得培养出三名举人，才能获得升迁资格。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

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较，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沦为二流之列。

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

危机临头，当地的有识之士们纷纷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县学的师资力量，不可谓不尽心；县衙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不可谓不周致；婺源大小家族对士子的供养，不可谓不丰厚；婺源境内的读书风气，不可谓不浓厚。

一切都运转正常，总不能说婺源这两届是单纯运气不好吧？

怎麽不能？

大家正在议论纷纷，这时婺源县学里有一位叫程世法的生员，他提出一个猜想：婺源的运气不好，会不会是风水出了问题？

别笑，他是认真的。明代笃信风水之说，徽州这里尤其癡迷。都说徽州人爱打官司，这些官司里有一半是因为各种风水侵争。他们认为风水格局关乎一家之际遇、一族之起伏，乃至一地之兴衰，必须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