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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3)

作者:马伯庸 阅读记录


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

帅嘉谟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按说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

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足足交了两百多年!

歙县简直倒霉透了。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而且还不止一次!

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这两个官职的管辖範围可不只有应天府一个地方,而是涵盖了除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四府之外的整个南直隶地区,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辖制。

在具体的分工上,应天巡抚协调各府州县,以赋役为主,也兼管司法、治安;巡按以监察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军事。勉强用现在做对比的话,一个是省长兼军区司令,一个是省高级法院院长兼纪委,找他们两位,算是拜对了衙门。

市里不管,难道省里还不管吗?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两位很快给了批複,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他们很快便升迁转走,没人再去追问。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複,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

到底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

无论如何,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开始采取行动。

隆庆四年(1570年)的年初,帅嘉谟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麽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大概意思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在《徽州府志》里也提到了,这是铁证。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编撰的地方志,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里其实只是含糊地记载了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的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殊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他动情地说:

“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産丝大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只要缴2905匹。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衆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注释】

细查帅嘉谟所引用之《大明会典》可知,浙江、湖广的各布政司、府、州运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夏税丝绢数分别为3509匹、4992匹,二者共计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为:应天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庐州府、安庆府、宁国府、苏州府、淮安府、松江府、凤阳府、扬州府与池州府。上述各处所缴为丝绵折绢或农桑丝折绢,唯有徽州府缴纳的税项有些不同,乃是人丁丝折绢,有8779匹,与帅嘉谟所说的8780匹稍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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