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时闹成什麽模样，生怕酿成民乱，所以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别讲道理了，和和稀泥，赶紧把这事平了”的意味。

上下的压力，全落在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心想，得，我过不好年，你们谁也别想过好。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星火申报，毋徒执词混扰，致碍转夺，此系至紧事理，难容延缓，如违，提究该吏不贷。”要求五县把县存档案都上交，不许拖延，不许不给。

按说这会儿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按中国人传统，有什麽事过完年再说。现在徽州府连这个传统都不顾了，看得出来，知府是真急眼了。

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县吴琯再一次披挂上阵。

吴琯这一次，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死死盯住帅嘉谟的几个论点咬。

第一，帅嘉谟说“人丁丝绢”和“夏税生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

他算错了！

乙巳改科，是在当年四月一日发生的。歙县一共亏欠9766石9斗3升6勺——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所以针对该县轻租民田3646顷，每亩额外征发四钱生丝。这笔赋税，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入黄册档案。

而按照当时的折率，生丝1两折麦7升。歙县亏补的9766石9斗3升6勺麦子，补生丝9041斤，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完全对得上。（原始资料即如此。）

吴琯还顺嘴嘲讽了一句，这事帅嘉谟你怎麽能拿银子来算？国初到现在，银钱变化太大，根本无法做参考。你可真外行。

第二，帅嘉谟说，《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征收“人丁丝绢”8780匹，没说具体由哪个县交，那麽当然是六县均摊，否则该注明是歙县独输。

他弄错了！

此前陈履已经举了不少反例，这次吴琯準备了更充分的“弹药”。

浙江的“夏税丝绵”，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温、台、处三府不用缴。但《大明会典》里只写浙江布政司征“夏税丝绵”，为什麽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为这是《大明会典》的写作原则：在直隶，言府而不言县；在各布政司，则言省而不言府。如果事事注明，《大明会典》得多厚啊？

再说帅嘉谟举的那两个例子——常州府茶叶注明産自宜兴、宁国府木瓜注明産自宣城，那是特産贡品好吧！跟田赋有什麽关系？

第三，帅嘉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歙县亏欠夏麦的同时，其他五县也亏欠，六县亏欠的总额，恰好与“人丁丝绢”的税额对得上。

他算错了！

吴琯对这个疑点，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

乙巳改科之前，歙县産麦19,632石，産米17,688石；婺源産麦8315石，産米8315石。次年歙县産麦亏欠的同时，婺源産麦8000石，确实亏欠300石麦，但是大米丰收了，远比8315石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自然更不需要转嫁到歙县头上。

第四，帅嘉谟说户房的五县小吏偷偷篡改税收科目，哄骗歙县。

吴琯对这个质疑，简单回複了一句：歙县长官又不是白癡，就算歙县长官白癡，老百姓也不傻。这麽大的税额，都要真金白银往外掏，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的？

说完这个，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你说徽州户房被五县小吏把持，但别忘了，现在的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可是你们歙县的。”潜台词是，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岂不更会徇私喽？”

吴琯提到的这个殷正茂，来历可不简单。他是歙县人，当年巡抚广西，跟俞大猷联手平定了韦银豹的叛乱；总督两广军务时，击破了打着“倭寇”旗号的海寇，光複了惠州、潮州两地，可谓战功累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此时正好改擢为南京户部尚书。

而南京户部，恰好管着丝绢之事，所以吴琯把这事挑明，是怕殷正茂会偷偷偏袒歙县。

在文章末尾，吴琯又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揭帖的要求：尽快查询洪武十四年的册籍，搞清楚怎麽回事。

两天以后，帅嘉谟没回複，反而是歙县知县姚学闵拍马而至。

不过这回他没有大马金刀地跟吴琯力拼，反而施展出了缠斗功夫，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歙县的税负，实在是太重了。大老爷请看，徽州的四司银16,212两，歙县要负担5361两，其他五县共负10,851两。砖料银708两，歙县负担234两，其他五县共负473两。军需银12,215两，歙县负担4032两，其他五县共负8183两。这些都属于正税之外的杂税，歙县负担了徽州的三分之一，沉重无比。你们怎麽忍心把‘人丁丝绢’又砸在我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