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号称慎刑，职责就是要对刑部的判决进行审查，如果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有权驳回刑部要求再议。于是薛瑄立刻将此案驳回，让刑部再琢磨琢磨。刑部很快发回，说覆审没问题。薛瑄一看，不行，又一次驳回，赫然形成了拉锯战。

刑部还没说什麽，都察院可不高兴了。这个案子，刑部和都察院都已批準了，你们大理寺不批，那就是说我们两部工作没做好呗？为了这事，都御史王文跑到大理寺拍了好几次桌子，薛瑄却岿然不动，驳回如旧。

王文这麽动怒，是有原因的。

当时权倾朝野的，是大明第一位权宦王振。薛瑄刚就任大理寺少卿时，王振想拉拢他，给他送了贺礼，结果被谢绝。杨士奇劝薛瑄好歹登门拜谢。薛瑄眼皮一翻：“我是朝廷授予的官职，谢私人算什麽道理？不去！”甚至上朝的时候，别人看见王振都行跪拜礼，薛瑄拱拱手，就走过去了。

都御史王文一直和王振走得很近，从他看来，薛瑄卡这个案子就是为难自己，为难自己显然就是打王公公的脸啊。再者说，这件案子的首告是锦衣卫的校尉，而锦衣卫的头头马顺也是王振的人。薛瑄说这案子有问题，那就是说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那自然是说马顺管理不利，也是扫王公公的面子。

说薛瑄有意针对王振，不至于；但说他不肯和阉党沆瀣一气，倒有可能。

反正他连王振都不甩，更不会怕王文。任凭对方如何拍桌子，薛瑄一支大笔，就是不落下去批準。案子陷入僵局。

大理寺一部独扛刑部和都察院的压力，时间久了，也颇有吃力。薛瑄有一个手下的评事，叫张柷，一看这麽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出了一条妙计。

张柷说在宣德年间曾经有一个死刑案，也是大理寺和刑部打拉锯战，谁也不肯松口，最后干脆请出皇上来裁定，结束两部争端。薛瑄觉得不错，立刻上奏正统帝，说这个案子有疑难决，三司意见不同，请皇上您睿断定夺。

正统皇帝一点都不傻。你们底下都弄不清楚的案子，朕怎麽“睿断”啊？你们这是把决策责任的大锅甩给朕啊？于是他一脚把锅又踢下去了：“着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员，体访得实来说。”

朕可不下结论，你们派人去查吧，查明白再上奏。

于是都察院派了一个叫潘洪的御史，重新去查杨安案。潘洪应该和都御史王文不是一路，居然很认真地做了调查。这位“明朝柯南”仔细比对犯人供词，又左邻右舍打听了一圈，还把经手医师找来细细询问，最后得出结论：杨安半年前得了泻痢，久病不愈，就吩咐岳氏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在家里作法驱逐邪魔。半年之后，杨安病死。锦衣卫校尉所说通奸、谋害之事，纯属捏造。

潘洪把报告递交朝廷。正统帝一看，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凿，没有可疑之处，就下旨说既然是冤枉的，就都放了吧。

为这麽一件小事，还得劳动皇上下两道旨意，下面都这麽办事，皇上还有时间干别的吗？正统帝不大高兴，说这案子最初是谁审的？刑部是吧？经手官员罚俸三个月。

刑部很委屈，说都察院在覆审时是下属的四川道负责审犯人——这个“四川道”只是机构名，不是只负责四川的案子。我们没查明真相，他们也没有啊，要罚大家一起罚。都察院一听，好，这案子首告是谁来着？锦衣卫的校尉，都是他惹出来的事，锦衣卫也得罚。

三四个部门互相攀咬，咬出长长一串责任人来。正统帝觉得这事打击面有点广，把话吞回去了，全数宽宥。

本来到这里，杨安案就算是完满大结局了，可突然平地里又起了一阵大波澜。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觉得自己真是躺着中枪，明明什麽坏事没做，却被牵连进这个案子，还差点被皇上罚了俸禄。

尤其这事还是自己的仇家薛瑄搞的，马顺就更气不过了。

就在前不久，锦衣卫爆出过一件丑闻。有个指挥去世，留下一妻一妾。王振有个干儿子叫王山，在锦衣卫供职。王山想把这个指挥的小妾娶回去，可按礼法，得指挥的正妻贺氏同意才行。贺氏说老公去世不满三年，你孝未服满就想改嫁？不许。这个妾在王山挑唆之下，诬告贺氏用巫术咒死了自己老公——和杨安案如出一辙。

王山是王振的干儿子，这种事打点起来轻而易举，直接把贺氏送进了都察院，很快就审出一个死罪。到了大理寺这儿覆审，薛瑄果然又给拦下来了，认为此案荒唐，予以驳回，还弹劾那些监察御史渎职，搞得都察院和锦衣卫特别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