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知府把鄢乾收在监狱里，又追了一道牌票到彭县，叮嘱务必拿涉案人员到府。

两道知府亲发牌票相继抵达，在彭县的影响力堪比炸弹。这一次再无侥幸，陶成、陈佐、刘本敖、王廷用以及陶田、陈春等人，乖乖被解到了成都府。

成都府调来杜山、王廷美的诉状，一一审问，很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审了个清楚。陶、陈、刘、王四人要挟杜山自承诬告之事；刘、王二人诬告讹诈王廷美之事；刘本敖贿赂鄢乾之事；刘本敖等贿赂刘景高阻挠公务之事；陶、陈将四个解户捏成一户欺骗胡知县之事；陶、陈二人敲诈六十二个解户之事；甚至连刘本敖、王廷用两人买閑，王廷美越次争参等旧事也被翻了出来。

蒋知府没想到，区区一件解粮案，牵扯出这麽多隐情。若无上官庇护，这些人岂能在彭县如此嚣张？他立刻发下一道措辞严厉的文书，责令彭县主簿王仲杰来府上问话。

其实蒋宗鲁并没打算把案子办到主簿这一级，彭县知县、县丞一直空缺，主簿再落马，县里群龙无首了。所以他在文书里还特意说了一句“如查无干，即放供职”。

可王仲杰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差了。陶、陈等四人被解往成都府以后，他惶惶不可终日。蒋宗鲁的文书一送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夜里二更时分，堂堂的彭县主簿王仲杰居然绕过成都府派来的耳目，翻过衙门后墙跑了。

这可真是多少年都没出过的奇闻。

成都府没奈何，只好先把其他相关人等拘押起来，解送府上。

又是一轮审下来，把陶、陈等人多年来敲诈勒索的一桩桩事情全抖搂出来，王仲杰庇护纵容刁吏的事情也被相继揭发。这个彭县小利益集团的积年龌龊，终于被完全掀开。

等到了这桩案子审结之时，一共有十八个人被判刑。除了陶、陈、刘、王四名主犯之外，还有那四个未完解粮的解户，那三个自愿替杜山赎买的百姓，彭县主簿手下的几个小吏，成都府先后派去彭县提人的几个防夫、快手、水夫，包括陪刘景高睡觉的赵氏八儿、受贿栽赃的鄢乾、被刘景高连累的歇家张万益，连苦主杜山与王廷美，都被关起来了——他们俩一个解粮未完，一个当初贿赂主犯越次进入户房，这些罪行不会因为他们是受害者而免除。

所有涉案人犯里，最无辜的要数那位户房老吏黄德。他虽然举报有功，可在审理中发现，他当初听见鄢乾徇私的要求，没有及时报官，也要判罪。

这件案子虽然涉事甚繁，但内情不算複杂。很快成都府推官便宣布了判决结果：陶成、陈佐两人，杖一百，徒三年，而且要先在衙门前站枷号一个月，以儆效尤；刘本敖罪减一等，杖八十，徒两年；王廷用再减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不过刘、王二人最终免去了杖刑，代价是发配到附近的卫所，终身充军。

赵氏八儿、杜山、刘景高、张万益等十几个人，分别判处杖八十，但允许用钱粮折免。只有王廷美和黄德，他们虽然犯律，但情节轻微，态度又好，蒋知府法外开恩，将他们无罪开释了。

至于鄢乾，他先被判杖八十，然后被褫夺了候缺吏的身份，革役为民，这辈子也别想做官吏了。

这个判决，应该说是很公允的。毕竟案子里没闹出人命，涉案金额也不大。人犯们忙来忙去，都是几分几钱地抠着银子，最大的一笔赃款，也不过陶、陈向那六十二个解户索要的四两九钱六分……

有意思的是，在这份档案后，还附了一份“照出”。

“照出”里开列的，是犯人需要承担的诉讼费用——术语叫纸银——以及各种赃银的最终去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比如鄢乾、黄德等人，得掏纸银二钱，其他彭县犯人要掏纸银一钱。“照出”里还特意写明，刘本敖贿赂鄢乾的那三两七钱银子，由黄德上缴，充入府库。

一干费用，算得清清楚楚。

唯一在逃的犯人，只有一个前彭县主簿王仲杰。这位腿脚挺灵便，比香港记者跑得还快，出逃之后，成都府一直没逮住他。蒋知府没办法，给王仲杰的原籍西安府行了一道公文，提请当地有关部门注意，一发现他的蹤迹，立刻拘拿。至于后来到底王仲杰有无归案，这个就实在不知道了。

纵观这一桩彭县窝案，案情一点也不曲折离奇，也没什麽诡谲兇残的情节，动静只限成都一府一县。但它相当具有代表性，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胥吏们的日常生态。

从户房的算手到府衙的防夫，从公堂上的皂隶到奔走乡间的快手，只要有那麽一点点权力在手，他们便会挖空心思，在每一个细处寻租，从每一件政务里讹诈。更可怕的是，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陈佐得知胡知县查侵欺案时，第一反应不是惶恐，而是借机敲诈杜山；刘景高奸宿之余，还不忘问刘本敖讨要零花钱；刘本敖、王廷用补交了赔款之后，一定要再勒索王廷美来找补；就连负责催促牌票的小角色刘永敖，见到刘景高回成都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他讨要辛苦费。